朱志宏  战略观察家

不明来源的新冠病毒首先攻破武汉，进而在中国传播。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封城，遏制了疫情向全国和世界的传播，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抗疫的宝贵窗口期。但西方社会对中国抗疫措施却说三道四，指责中国封城不民主，没有征求武汉人民的同意，侵犯了武汉人民的人权。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霍奇，指责中国“封城”导致“侵犯人权”。还有美国学者呼吁关注中国采取隔离检疫所谓的“阴暗面”。《纽约时报》甚至载文称“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2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世卫组织另外一名执委会成员曾称中国封锁武汉的决定是“英雄之举”。世卫组织眼中的“英雄之举”为什么到了西方人眼里就成了破坏民主、侵犯人权了呢？其实，这涉及到中西两种制度的不同。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缘故。

中西制度比较，哪个防疫更胜一筹？我们从三个方面比较：

一、中西政治制度比较：郡县制PK封建制

截至3月1日，德国北威州确诊人数已达至少74人，德国全境确诊人数则达到129人，是欧洲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月29日-3月1日）照常举行，多场观众上万人的比赛。

在一些网友眼中的德式“佛系”抗击疫情作风，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与德国的联邦制政治体制有关。德国外交部维护的“德国概况”网站这样解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和16个联邦州都拥有独立的管辖权。联邦层面负责外交、欧洲、国防、司法、劳动、社会、税收和卫生政策，国内安全、中小学、高校以及行政管理和乡镇则属于各州的管辖权限。”

而事实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联邦卫生部很大程度上只起到一个指导和协调的作用，具体的病人检测和收治等工作都是由地方层面负责实施。

德国是西方国家中国家力量最强的国家之一。但却由于制度限制，即便是德国也难以对北威州封城。原因很简单，西方制度中包含封建因素！

笔者在“美国制度中包含封建因素，并不先进！”一文中以美国为例，详细阐述了西方制度的来龙去脉，以美国为例论证了西方制度中存在的封建因素。从西方去封建化过程，笔者指出：“如果西方民主是更为先进的制度，按理说就不应该朝着郡县制的方向发展。但西方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却不断朝郡县制方向发展，这说明西方民主制度演化的几百年中，是在向中国的制度靠拢。”

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曾说代议制是封建遗留，“非承封建末流弗能”，欧日能够搞代议制，实因其距封建尚不遥远，“欧洲诸国宪政初萌芽，去封建直三四百岁。日本且不逮一世”。

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对武汉这样一座1000万人的城市封城，因为自秦汉时代，中国就实施了郡县制。在郡县制下，郡县的官员是由中央任命委派的。而西方的地方政权，则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这样，势必产生州权力与中央权力的对抗。因此，西方国家很难对各个地方发号司令。这样，西方人对武汉封城就难以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没有征得武汉人民的同意。确实，如果德国要封锁北威州，必须在征得北威州人民同意。

但西方也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自己无法办到的事情，就说的坏的。德国联邦层面负责协调疾病防控的权威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威勒表示，他无法设想在德国将一座城镇完全进行检疫隔离。

但中国的做法是有效的，得到了相关专家的肯定。德国著名病毒学家约纳斯⋅施密特-查纳西特教授称，由于国情、体制和文化等多重差异，中国的很多很有效的做法在德国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他说：“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作为欧洲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如果拥有世界领先医疗机构的德国，在已知疫情的条件下，不能成功控制住新冠疫情的蔓延，就是失败。德国如果“沦陷”，整个欧洲的“沦陷”就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德国“沦陷”乃至欧洲“沦陷”，将证明中国的制度对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更有效。

二、中西政府责任比较：无限责任PK有限责任

西方人将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在制度上想方设法限制政府权力；而中国人则将政府看作是必要的善，政府负担了西方认为不该承担的任务。中西制度设计各有利弊，但在遇到突发公共事件时，中国的制度设计就显示出优越性。

中西政府对民众的责任也是不同的，中国政府对民众是无限责任。这与中国制度息息相关，中国传统社会百姓称官员为父母官，其中蕴含的关系就是无限责任政府。郡县制下，国家不是守夜人，中国政府负担起很多民生问题，例如治水、赈灾、缉拿盗匪、组织生产等等。其中，控制疫情也是政府的一项任务。例如，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伍连德被清廷任命为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成功控制住了疫情。

作为无限责任政府，中国政府可以调集全国的力量支援武汉。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也没有通过投票征得武汉人民的同意。全国19个省对口支援武汉，中央也无需征得这19个省人民的投票同意。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大家都是同胞骨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理所应当的。而中央政府则是从为人民负责，和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中央政府的角色类似于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当老三出事了，就组织老大、老二、老四、老五一起上，组织家庭总救援。一个和睦的家庭在危难时刻就不分彼此了，一人有难全家救援，这就是无限责任。

但对于有限责任的西方国家，调用中央政府本身权限内的人财物支援地方是可以的。但要调用其他地方的人财物，去支援灾区那就必须征得当地人民的同意。

那么美国如何应对这种大型传染疾病呢？美国的做法大致就是政府发警示，提供一些便利。然后基本上是个人的责任，自己采取防范措施，该去医院就去医院。至于医生能不能救活全凭自己运气，当然还要看财力。对于是否会蔓延到全球，那美国就更不管了。如果美国民众对政府或者医院有任何不满，可以打官司，当然胜诉可能性非常之低，昂贵的律师费还需自行支付。

就拿此次疫情来说，一开始美国疾控中心对核酸检测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症状不到严重程度不准检测。不过，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一名记者的消息，美国负责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副总统彭斯已经宣布，美国疾控中心将于今天调整病毒的检测方案，对所有美国人开放病毒检测，“没有限制，只要医生允许就行”。该记者还称彭斯还表示美国疾控中心将在本周下发2500个检测工具，用以完成150万个检测。

但核酸检测放开并非人人都会得到检测，因为检测费用还是一笔糊涂账。3月1日，有个人或组织以“Y.G.”的名义在“白宫请愿网”提出，美国政府应该向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诊患者免费提供检查和治疗。理由是试剂盒花费高昂，经济压力可能会阻止可能受感染人群前去检测和治疗，也就不利于防疫工作。“如果不阻止病毒传播，那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2月29日就报道称，即便“检测”是免费的，但去医院还可能要花费数千美元，比如1000美元的住院费。事实上，2月底，《迈阿密先驱报》等美媒曾报道一名美国男子从中国回国后出现流感症状，主动去医院检测的经历。他确诊患流感并回了家，两周后收到了32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9万）的巨额账单。鉴于这名男子只有“有限的保险赔偿”，他个人将需要支付1400美元（约合人民币9825元），并需要提供三年的医疗记录，证明他目前得的流感与先前的病症无关。

进入三月，武汉连续3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低于200，但这两天平均核酸检测人数接近20000人。中国不仅核酸检测全免费，而且新冠肺炎治疗全免费。这就是无限责任政府对人民所负的责任！

如果美国政府不负担检测费用，大多数美国人就不会掏钱检测，美国的防疫必将失败。中西哪种制度更有利于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不是一目了然吗？

三、中西医疗体制比较：公立医院PK私立医院

此次抗疫公立医院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功不可没。全国援助武汉和湖北的医务人员大多来自于公立医院，而且全国所有公立医院一律对新冠患者实行免费治疗。正是由于中国拥有很多的公立医院，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起大量医务人员奔赴战“疫”前线。

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被西方病诟的方舱医院。西方将武汉十几座方舱医院污蔑为“集中营”，但事实如何呢？

首先，方舱医院极大地改善了医患关系。

由于患者治疗是全免费，不再担心医生会利用自己的疾病赚钱，所以对医生的信任感大大增强。同时，患者还会怀着对医护人员的一种感激的心情，尽量自己克服困难，努力不给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添麻烦”。从医护人员的角度看，患者的信任、尊重与友好，使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大大增强，所以会更加友善、耐心地对待患者。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在访问了方舱医院后欣慰地说：“有医生感慨，感觉二十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其次，方舱医院内部气氛非常友善。

方舱医院内，由于医患关系变得轻松、友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从医护人员与患者合演小品、一起跳广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体气氛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第三，方舱医院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主义。

方舱医院里没有特需病房，也没有高干病房，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床位，吃一样的伙食。食品、药品和医疗服务的分配原则，都是按需分配。身份、财富的差距，在方舱内部被暂时弭平了。

由于抗击疫情的特殊需要，方舱内部实行的原则和“舱外世界”迥异，正是这些原则决定了方舱内部的气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舱医院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3月1日下午2点15分，武汉市硚口武体方舱医院，随着34名康复的患者出院，这个方舱医院将进行休舱处理，不再接收患者。入驻硚口武体方舱医院的山西救援队医护人员待命，救援物资和设备进行了封存。同一天，另一家方舱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也有大规模治愈患者出舱，多达132人。

我们可以想象，私立医院在面对疫情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私立医院在平时效率可能高，也便于对不同收入的患者提供不同水平的医疗服务。但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私立医院显然就不如公立医院效率高了。因此，中国一定要保留必要的公立医院，以备突发疫情。

以美国的医疗体系为例，由于以私立医院为主，而私立医院又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尽管美国人均医疗费用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效果却并非最佳的。例如，2018年美国社会的医疗费用总支出约为3.6万亿美元，即人均支出11172美元。但2018年美国人均寿命只有78.5岁，同年中国人均寿命为76.4岁，仅比美国少了2.1岁。而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80美元，还没有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多。

在今天的美国，声称协调一致共同关爱患者健康的医院、医生和保险公司，实际上为了患者袋里的钱。他们经常处于一种三方竞争的局面，这恰恰是导致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美国的医疗体系将如何应对此次新冠疫情，我们拭目以待。不过，之前的案例看不出美国会比中国高明到哪里。

此次疫情首先袭击中国，截至3月3日，累计死亡病例为2984例。但由于死亡率越来越低，新增病例越来越少，应该控制在4000例之内，绝不会超过5000例。比较2009-2010年首先袭击美国，之后席卷全球的猪流感，导致6080万美国人患病，274,304人住院，死亡12469人。美国是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的12469人死亡，相当于中国约50000人死亡。

美国很早就开始把新冠病毒政治化了。从某主流媒体的“东亚病夫”论到现役官员的“疫情机会”论，无不充斥着美国将一场自然灾害当做政治武器的味道。2010年至今也不过10年，美国人这么快了忘记猪流感是怎么回事了。

如果中国在新冠疫情中死亡5万人，西方还不知道如何攻击中国呢。此外2009年-2010年的猪流感，导致全球死亡28万人。如果2009年的猪流感发生在中国，西方舆论会像对待美国那样宽容地对待中国吗？很难想象！中国的制度还不知道要被污名化成什么样子。如何真是如此，中国人自己也会怀疑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要不然怎么会自己死了5万人，还连累世界死了20多万人？

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德国明镜周刊曾发表文章称：“中国人若想消灭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需要的药方既不是什么西医疫苗，也不是中医草药，而是自由和民主。”但回顾历史，美国的自由民主消灭了猪流感了吗？如果美国的自由民主都没有消灭猪流感，德国就敢宣称它的自由民主够能消灭？

回到现实，中国首发的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提供了防疫窗口期，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没有抓住机遇，导致疫情在自己的国家爆发，德国明镜周刊是否还有底气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拭目以待西方特别是德国和美国在疫情中的表现。

很快，中国将成为投资最安全的国家。当国际资本纷纷逃往中国避险时，不知道西方国家是否还可以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