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生物科技成为香港新经济

(观月)

⊙主办/镜报基金

⊙主持/郭一鸣 资深时事评论员

⊙访谈者/卢毓琳 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及环境卫生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会长欧振国 GT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人、香港政府创新及科技基金项目评审委员、天境生物（Nasdaq:IMAB) 董事会成员

香港拥有完善的上市制度，人才专才辈出，加上大湾区的配套，无疑是亚洲地区生物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卢毓琳教授与欧振国先生认为，只要忍耐初创的艰辛、克服营运及管理的挑战，香港绝对是生物科技行业投资、融资、发展的最好窗口。由卢毓琳教授与生物科技产业专家及投资业界人士共同组成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致力为香港建立一个创新及国际性的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平台，促进生物医药创新科技产业、科研机构、投资业界及政府组织在创新研发、产业化、协调法规政策、投资及融资方面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及合作。

郭一鸣：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镜新闻，我是郭一鸣。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是生物科技界重量级人物。一位是卢毓琳教授，他拥有香港「生物科技之父」的江湖地位，现在为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环境卫生咨询委员会主席，也是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的创会会长，稍候我们会请他介绍香港生物科技创新的情况，也会谈抗疫情况。另一位重量级专家是欧振国先生(Alan Au)，他是香港、内地及国际从事医疗行业，特别是生物技术行业投资的专家，他拥有很多职衔，稍候再与大家介绍。

贡献良多荣获铜紫荆星章

郭一鸣：卢教授，首先我要恭贺您，我知道最近您荣获特区政府颁发的铜紫荆星章，请分享您的感受。

卢毓琳：特区政府颁发铜紫荆星章给我当然是感到高兴。但高兴之余，也感到责任加重，我从事生物科技行业数十年，在香港食品安全委员会也工作了十多年，这些年亦一直为政府、产业以及社会建言献策，本港食物安全有赖政府多年来的努力。事实上，生物科技正是大潮流，尤其在COVID-19的影响之下，生物科技行业的作用尤为凸显。但这影响这并不是源自COVID-19本身，而是因为随?人口老龄化，人们对健康要求的提高，促使这行业成为新兴行业。特区政府在这个行业领域里做了很多功夫，早在上世纪80年代，港英政府的年代，我便与政府合作发展生物科技，回归后与国家科技部、中科院都有不同的合作，特区政府已在生物科技产业布局及投资了20多年，香港在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及实用开发已在世界排名列前茅。这数十年，我做了很多工作，今年有幸获得铜紫荆星章(BBS)的认可，亦能助益我在生物科技及食品安全领域做更多的工夫。

郭一鸣：卢教授获奖是实至名归，我还与大家介绍卢教授另一「威水史」，去年卢教授荣获享誉盛名的「2019伯里克利国际奖」殊荣，是该奖项自1986年创立以来，获颁的第二位亚洲人。您获奖当然是当之无愧。最近我听到您在今年成立了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请您与我们分享有关这家协会的全名，以及您创立这家协会的目的。

卢毓琳：这协会的名字叫做「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简称为HKBMIA，在两年半前，中国希望在研发世界性新药方面超越美国，为更多贫苦大众及人民服务，希望香港成为一个战略点。香港当然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因为香港已培养了很多生物医药人才，但香港仍有生态环境的盲点，这逊于内地。不过内地有些生态环境亦需要香港去协助，例如香港交易所第十八A章有关生物科技公司便是一个好的案例。但香港关注生物科技领域投资的投资者相对比较少，因为该领域的投资回报较少，缺乏对评估制度、专利的认知，所以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组织了一个广泛的生态圈。在生态圈下，如果投资者投资生物科技需要资金及专业知识的话，便可找像欧振国先生这样的生物技术投资人研究项目，亦可向专利专家寻求意见，以及寻找受全球认可的评估专家评估价值。这数年，每天有很多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主动联络我们成为会员。目前，我们协会的会员有200多个，他们来自科学界，亦有企业家、大律师、会计师、投融资杰出人士等，我们还与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以及深圳市坪山区政府有保持密切的联络。深圳市坪山区政府是我们的成员之一，每年区政府给我们数百万元研究其开发的深港合作战略项目，协会在生物科技方面一直与粤港澳大湾区保持?密切的联络，亦希望可帮助在香港成立建立一个创新及国际性的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平台，协会可在生物医药领域作为联系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的沟通桥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位香港的著名院士亦是协会的荣誉会长，他们加盟的主要目的是为协会与内地、特区政府、业界致力做更多的工作。

在生物科技发展方面给予政策建议

郭一鸣：我想问问Alan，刚才卢教授所言，你们好比生态圈，您的角色是生态圈中的其中一环，请问您有何补充呢？

欧振国：从事生物科技行业不是一个可以靠短视而成功的行为，因为整个产业链由上游到下游有很多环节。传统上香港市场是以金融市场为主导，大家都想获利。我们要考虑生物科技圈如何可配合大湾区政策及香港未来的发展定位，突出香港与深圳的强项达到双赢，这不是容易处理的问题。香港拥有顶尖的教育水平、研发水平、先进医疗体系、充裕的资金，但过去没有生物科技公司的出现，这需要我们结合大湾区国家发展政策来创造条件，催生更多能面向世界，具国际竞争力的生物技术公司。

做创新做产业很难单打独斗，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强项和优势，包括海外的资源、技术和人才。我们在投资中寻求机遇，在投资过程中得到回报，我们也在这基础上，希望服务到香港、大湾区、内地以及海外更多的患者和普罗大众。我们在参考外国技术时，会更多先考虑到技术是否可应用于内地患者，医生的使用习惯是否一样以及中国多发率的疾病和临床未满足的需求，结合我们与内地的人才，把产品落地从而造福患者。更重要的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自我核心技术，最终在世界各地普及。过去20年，我们一直深耕这个行业，不断发掘新的机遇、合作伙伴和更多的人才。

郭一鸣：Alan提到的不仅是金融、融资，而且是培养生物科技技术的成长。我们再问问卢教授，您是生物医药专家，现在香港产业结构单一，以前有四大经济支柱，这场疫情令香港不少产业发生变化。您认为未来协会会否推动香港建立新的经济支柱？生物医药结合疫情发展，让人感觉到这并不是单一国家或地区，而是对全人类也重要，协会就生物科技发展有否给予政府一些政策建议呢？

卢毓琳：HKBMIA始终相信香港的出路除了传统的四大支柱外，还需要寻找更多新兴的行业来完善香港的行业生态圈，特区政府认为生物科技是其中一项选项，机器人(robotic)、人工智能(AI)也是另一个新的出路，全世界都朝?这几个方向迈进，这亦需要政府给我们政策方向。我们协会扮演的角色就是提升香港人的科技意识，我们帮助中小企落地，鼓励他们做研发，同时及时提供信息予他们，鼓励他们与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在资金资助方面，我们还做了一个清单列出特区政府的资助计划，包括环保署、渔护署、创新科技署、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部门，以帮助中小企申请政府资助。无论是在人才及资金方面，政府都会有资助，其目的就鼓励全民研发。现在我们正在撰写50个发生于香港生物医药科技行业的案例，希望在今年底前约见特首或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冀其中数个案例得以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支持下，发展成为香港生物医药科技领域独角兽里的佼佼者。而HKBMIA也希望特区政府能致力于从中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等各个领域，帮助提升全民科技意识；此外，我们亦希望能鼓励所有中小企业参与科研工作，政府在税务优惠上提供更多的支援等。回顾数据，美国工业投资占研发开支70%，政府占30%，欧美国家亦然，而内地研发支出也由当初占本地生产比率由0.05%上升至2.5到2.6%，深圳更达3.4%到3.6%，但问题是研发企业与政府在其中的占比，全世界都是七比三，内地也朝?这目标进发，好像阿里巴巴、腾讯投入了大量资源在研发上，但香港则是一比九，这说明政府主要是投入资源进行研发工作的，本地产业未意识到研发可保持其日后的竞争力，协会希望可帮助他们在生物科技领域上提升其意识，改变本港研发开支的比例。一方面政府继续投放更多的资金帮助企业转型，另一方面我们继续给予意见及援助，以解决香港发展生物医药的挑战。

中美角力下如何做到国际合作

郭一鸣：刚才我们谈了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就谈谈热门的疫苗发展的情况。Alan，您刚才提到很多，关于现在的疫苗、医药科技需要全球合作，包括技术及市场等，请您分享一些经历及帮忙过的案例，特别是中美关系处于敏感时刻，美国对中国不同的领域，特别是高科技领域进行围堵，生物医药属于高科技领域，请问如何做到国际合作呢？

欧振国：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尝试以作为建基香港的基金及资金营运者作分享。我们是海外注册基金，投资团队在香港、上海和美国湾区，主要投资对象是欧美和中国生物技术龙头企业。我们同时孵化了两个业务，一个在上海专注创新药研发，另一个在深圳专注发展新一代智能化医疗机械。

要做好这门生意需要整合各方面的优势资源。一般我们会选择海外控股方式，通过香港和国内子公司进入内地市场。同时保留北美分公司，以发展当地及欧洲业务。举个例子，我们选择上海做研发创新药的核心，是因为它周边拥有很高效率的生态圈──从优秀的合作研究组织(CRO)体系、研发人才、到临床患者体制、投资基金、法律及专利服务等配套。公司同事有来自美国的加州和北卡罗莱纳州，内地的上海及深圳。合作伙伴一般是欧美和中国本土的顶尖研发机构和科学家。我们利用人工智能与基因组学等相关技术和工具加速开发创新药的周期。这些新药如何以最高效率的方法分别到内地、美国及欧洲注册，是我们核心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衍生出来的知识产权主要会放在母公司。由于美国分部只是子公司的关系，中美贸易战暂时对我们没有带来什么大的影响。长期而言，我们研发的源头会越来越多产生于大湾区，估计后续中美角力及潜在核心技术封锁等，都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总体而言 我们的角色是要积极寻找并结合行业和患者的需求，配合资金、人才、技术等，以得出能解决痛点、有价值和意义的方案。

克服香港发展生物医药的困难

郭一鸣：即是业界会有方法去突破政治上的限制。卢教授，刚才您提到香港生物医药、高科技的发展，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比香港蓬勃，如果要把生物科技作为本港支柱行业，发展壮大，请问您认为香港发展生物医药的困难是什么?是人才、资金、技术，还是其他政策？

卢毓琳：香港发展生物科技需要有关方面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需要经过读书及人生经验累积起来的，而从大环境层面来说，发展生物科技需要一些架构及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去达到目的。目前香港只有研发而没有这些架构及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再转化到应用领域，最后进入生物经济，特区政府增拨很多资源在加强基础研究上，但在应用研究领域却增拨不多，也不懂如何去投资，致使难以转化成为新经济。香港必须要有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这些架构才能发展生物科技，这些架构需要时间去建立，我们协会正撰写白皮书，以让政府知道若要进入生物科技这个新兴经济需要有什么架构。

郭一鸣：我们换个新的话题，关于现在疫情，您应该收到很多消息。现在全球各国都在努力抢先推出疫苗，请问现在哪个国家做得比较好、比较快、可以推出疫苗呢？据悉，您有份参与研发中国的疫苗，可否与我们分享？

卢毓琳：疫苗这个行业事实上是比较特别的，尤其是现在的COVID-19，加上全世界的政治环境影响，疫苗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安全指标，对于美国亦如此。而中国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药物处理，并没有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所以除非国家本身没有疫苗，否则，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每年有四千万新生儿，有很多不同疾病需要很多疫苗筹备，目前中国95%以上的疫苗都是本土中国人自己研发的，这些疫苗都要为自己的人民负责，安全及效用很重要。

现在也有很多内地人来香港打疫苗，他们不相信出产自中国的，但实际上中国军队、小孩都是采用本土的疫苗，他们都过得很好。由于COVID-19的缘故，中国要自己研发的疫苗，中国人口这么多，能否再照顾到其他国家呢？我相信内地政府是愿意的。香港在禽流感时需要几十万剂的疫苗，美国不愿意卖给我们，只是请求中国支援，中国当然愿意。现在疫苗的研发已经上升到政治性敏感的程度。中国有13间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公司，有3间以上已经到第三期研发阶段了，第三阶段完成之后就可出口给其他国家，涵盖中东、非洲、南美洲、亚洲等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希望中国可以帮他们。但根据世卫的制度各地可得到20%人口所需的疫苗剂量，但其余的80%要自己想办法。现在特区政府和内地还没有达成协议，这是否好像COVID-19临床测试般可以豁免，届时特区政府和内地政府将进行协调，看看是否可以令到香港近八百万的居民都可注射疫苗，我相信中国会优先照顾香港的。

疫苗研发并不是科技力量比拼

郭一鸣：可否这样说，现在疫苗的研发已经是全世界科技力量的比拼？

卢毓琳：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比拼，疫苗只是需要很基本的工艺。中国研发速度这么快，是因为中国人口多，之前经历过SARS，明白到不可只倚赖外国供应疫苗。另外，这涉及国家安全的因素，中国这么多人不可能轻易用美国疫苗的，谁也不知道用了他国的疫苗会否产生不良反应，这存在很大的风险，所以中国一定要自己本土研发疫苗。疫苗领域不算是很高科技的领域，怎么做到工艺的效果，以及怎么拿到合格的批文是最重要的，安全性是最重要。疫苗不是特别的科技，反而内地目前3间进入第三阶段的公司都是采用比较传统的科技，适合中国要求「平、靓、正、安全」的特点。至于比较特别的有如袁国勇教授的港大鼻喷式疫苗，内地就不一定采用，因为从未使用过，但这绝对是一种先进、高科技的疫苗。全世界正朝?高科技迈进，但中国碍于人口多的因素，暂时不能承受这种风险。现在我们是采用之前10年的科技来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疫苗已快完成。

郭一鸣：您一直参与疫苗开发，应该很了解疫苗的进展，那么如果中国研发出了疫苗，到推出市场，香港首先应会得益于自己国家研发的产品。我们都要看一看疫苗问题已演变成政治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大做政治文章，如果届时疫苗卖给谁、不卖给谁、怎么定价，这都是一个问题。卢教授与Alan与其他国家沟通，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时，你们会怎么做呢？

欧振国：这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做生物技术和相关投资拥有一种情怀是必须的，但工作估计不可能完全避开金钱和政治的因素。如何达至技术和效益最大化，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系统、领导人的格局、参与者的思维有多豁达等，这不是朝夕可做到的。但卢教授和我都寄望新一代年轻人加入这行业的时候，勇于追求梦想，也要对自己有要求，对社会有贡献，不断寻求突破。当然，如果有一日能够做到无国界那就最理想，但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打磨的理想。至于疫苗方面，我们当然希望产品能够帮到世界上最多有需要的人士，因为疫情影响全世界，最重要是大家能够尽快回复到比较正常的生活状态，而各地患者都得到适当的治疗。

郭一鸣：疫情防控也好，生物科技医学的发展也好，都是人类同大自然的一种角力，特别是疫情是人类与病毒的竞争，需要各个国家、全体人类一条心，团结起来，用一个精神超越政治，而不是令政治变成救死扶伤，使疫情防控受到额外的阻碍。今天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卢教授和Alan参与这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