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60年代，昆明是我国通向国外的一个重要口岸。周恩来总理因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宾，多次到过云南。那时候我在昆明军区工作，有幸同总理有过一些接触，虽然每次接触的时间不长，但他那崇高的品质、优良的作风和对我们的亲切教导，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

1961年1月，周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在昆明停留休息。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总理住在招待所，名为“休息”，实则仍然日夜在为国操劳。为了总理的健康，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同志想尽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都被他制止了。他一再叮嘱我们不要让他搞“特殊”，要严格执行生活标准规定。我们虽然感到过意不去，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切从简。

有一天，军区开文娱晚会，我去请总理参加，他欣然同意了。离开招待所时，总理邀我和他同乘一辆车。汽车缓缓行驶。总理拉开窗帘，不时把目光投向车外，向我问这问那。当车子路过东风路时，路旁一座即将落成的建筑物映入总理眼帘。他问我：“这是什么建筑？”我答：“是军区新建的一个国防教育展览馆。”他又问：“你们修这个干什么？”我说：“准备陈列战争年代的武器和战斗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让部队参观学习，加强国防观念。”他蹙了蹙眉头，态度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说：“北京已经有了军事博物馆，你们这里就不要再搞这类建筑了嘛！现在国家经济困难，还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你们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给阎红彦吧。”阎红彦同志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总理要我们把这幢建筑交给他，也就是说要部队把它交给地方。

当时，军区和省里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毕竟各有各的财产。而且，军区修建这个展览馆，既没有向国家要钱，也没有向地方伸手，所花500万元工程费，全部是自己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要交给地方，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总理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没等我开口，就加重语气说：“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交给地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比你们留着它用处大。你看怎么样？”

我听到这里，深感总理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即表示：“好，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

第二天，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大家乍一听，开始也多少有点想不通，舍不得。但大家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懂得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这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个组织纪律性问题。常委们经过短暂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执行总理指示，把展览馆无条件地交给地方。

总理的工作态度是那么严肃和认真，作风是那样细致和周密，在他行将离开昆明之前，当着我和阎红彦同志的面，他又重提此事，并问我们商量的怎么样？幸亏军区党委及时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如实地作了汇报，阎红彦同志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问我：“你们真的舍得吗？”我说：“有啥舍不得的，听总理决定嘛。咱们过去打仗还不是这样，一切行动听指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总理听后满意地笑了。

后来，我们军区继续负责把这个建筑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的工程全部搞完，做到善始善终，连同地皮一起无偿地交给了地方。省里用这个地方建立了“云南省博物馆”。

通过这件事，我和当时在昆明军区工作的同志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凡事要识大体，顾大局，守纪律。这一课，总理给我们上得好！

二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周总理十分关心边疆建设，关怀各族人民的生活。他每次到昆明，不论时间多么短促，也不顾个人多么劳累，总是挤出时间，了解云南的工作情况，谆谆教导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把云南建设好。他特别强调边防部队要协同地方做好民族工作，指出这是巩固边防的基础。这就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边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在云南省委统一领导下，昆明军区从1955年起，每年都抽出成千名优秀干部和战士，组成若干个民族工作队，分片包干边沿一线的民族工作，帮助各兄弟民族疏通关系，加强团结，发展生产，防疫治病，兴办学校，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从而建立起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的人民防线，军政、军民关系日益亲密。周总理每当听到这些情况时，都表示很高兴，勉励部队要长期坚持下去，多为边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总理也身体力行，利用一切机会和群众接触，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带给边疆各族人民。

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周总理从国外访问归来抵达昆明，听说“五一”昆明要举行群众庆祝集会和游行，他便高兴地表示要参加。公安保卫部门得知后既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昆明的社会治安状况还不大好。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他们马上组织力量，连夜把已经搭好的主席台又向后挪了30米。

节日那天，当敬爱的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欢声雷动。盛大的游行开始了，人们怀着幸福和光荣的心情接受总理检阅。总理也频频招手，向群众致意。但遗憾的是，主席台与群众游行队伍的距离远了些。

事后，总理得知原来是为了他的安全而往后挪了主席台，十分生气，马上找来有关同志，严厉批评说：我们来参加“五一”节，就是为了和云南各族人民一起欢度节日，也是借这个机会，同群众见见面，表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关怀。可你们把主席台往后挪，这扩大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共产党要相信群众嘛。你们可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啊！

周总理时刻想着群众，乐于和群众在一起，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这种精神和作风随处可见。

在昆明，总理有时参加我们组织的舞会。舞会上，姑娘们都以能和总理跳舞为荣。总理也充分理解她们的心情，每次舞会，他都要挨个地和所有的舞伴跳个遍，边跳舞边交谈，从中了解到不少情况。有时眼看时间来不及了，他就在一支舞曲中，和这个姑娘跳几分钟，又转身去邀请另一位舞伴，从不怠慢谁。每次舞会结束时，姑娘们都皆大欢喜。

在舞会上，文工团员们穿插表演些小节目，每个节目，总理都神情专注地观看，合着乐曲击掌为演员们助兴。如果演唱的歌曲是他所熟悉的，他就跟着唱起来。60年代初，《洪湖水浪打浪》这支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风靡全国，总理竟也学会了它。每当演员们演唱这支歌曲时，总理总要走到演员们中间，和他们一起唱。演员们高兴极了，笑着，拍着，唱得更加起劲。

周总理平易近人，开朗潇洒，具有一种让群众愿意亲近他的魅力，使得每次有他参加的晚会都充满了极为亲切、欢快的气氛。这种气氛，不是亲身经历者是很难体会到的。

总理对为他服务过的人员十分尊重。每次离开昆明前，他总要和招待所的厨师、汽车司机、服务员等一一握手致谢。这些同志常常是含着泪花和总理道别。

透过这些小事，我看到了普通劳动者在一位伟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懂得了周总理具有的魅力的内涵。

三

1960年10月1日，中国和缅甸的边界条约在北京正式签订。这是中缅两国政府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从珍视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出发，互谅互让，反复协商的结果。这不仅为亚洲人民和睦相处树立了一个榜样，也为世界各国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范例。因为云南省和缅甸接壤，周总理特别强调，要我们严格遵守中缅边界条约的有关规定，主动积极地做好睦邻友好工作。

同年12月31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领一个400人之多的大型代表团去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参加缅甸独立节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的活动。我作为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也随同前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幸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耳闻目睹，受到很多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为增进中缅“胞波”情谊，处处以身垂范，开创外交新风。在缅甸，他总是以热情、友好、平等的态度出现在各种场合，从不以大国使者自居。有时我们认为是小事，他却十分重视，亲自把它安排处理好。记得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随团访问的我国足球队要同缅甸足球队开场比赛，引起了仰光足球爱好者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周总理找来我国足球队的领队，向他强调说：我们是来进行友好访问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增进中缅“胞波”情谊，球赛也是一样。所以，我希望这场球赛，你们要体现这个精神。为了实现总理的愿望，足球队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结果，这场球赛踢得很好，受到了包括缅甸总统在内的广大观众的称赞，都说这是一场体现了中缅友好的比赛。

1961年4月，缅甸总理吴努与夫人来我国云南访问。当时，周总理刚动过一次手术，医生不让他参加过多的活动，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还是和陈毅副总理一道，从北京乘飞机赶到昆明，迎候吴努总理。两国领导人又一次进行了亲切会晤。

按照访问日程，缅甸贵宾到昆明后，要去西双版纳参加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泼水节。吴努总理知道周总理刚动过手术，劝他不要去，诚恳地说：“为了总理阁下的健康，我们都要听医生的话。”但周总理执意要去，他说他去只是看一看，将不参加群众的泼水活动。这样，周总理乘汽车颠簸两天，到了西双版纳首府景洪。我作为全程陪同贵宾的人员，也到了景洪。

4月，是西双版纳很热的季节，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七、八度。泼水节那天，阳光洒满景洪大地。当一群美丽的傣族姑娘向两国领导人洒水祝福时，全场欢声鼎沸。接着，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群众性的泼水活动开始了。起初，周总理还站在台上观看陈毅陪着吴努和群众互相泼水的热闹场景，可是不久，我们就发现周总理不在台上了，不知从啥时候起他也加入到了欢腾的人群中，向傣族男女老幼连连泼水，以示祝福。当他发现吴努和陈毅被好客的群众包围了起来，泼得浑身透湿时，便赶过去帮助他们解围。谁知，这一来，他也被群众泼得衣衫淋漓。中缅两国领导人相互瞧着，不由得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事后，吴努总理非常感动，一再询问周总理的身体情况。我们也都很关心总理的健康。可总理毫不在意，他又向大家回忆起一年前他和陈总在缅甸欢度泼水节的情景来，情深意浓，谈笑风生。

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当我追思这些往事的时候，总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他的亲切教诲我永志难忘。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