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希智

编者说明：

这是林希智老师，为2004年第三届缅华同侨联谊大会出版的《胞波情》一书写的回忆文章。全文约八千字，是了解中国女中历史的一份珍贵资料。完稿时间是2003年10月。林希智老师于2004年4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非常遗憾的是《胞波情》一书至2004年9月才成书,林老师未能在生前亲睹她为母校写的文章出版。我们在《中国女中百年华诞纪念特刊》中再次辑录林希智老师的这篇文章，既是纪念母校诞生100年，也是纪念林希智老师这位曾为母校忙碌一生的前辈。

一、前言

2000年10月初，原中国女子中学王如莺等校友在和我通电话时告诉我，准备出个专刊，请我回忆一下缅甸仰光中国女子中学的历史，这件事使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今年已经86岁了，从1968年因中缅关系变局，匆忙回国以来，过去32年了。我在缅甸仰光中国女中的教学生涯，和许许多多同事一样，有值得记忆的美好经历，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讲述它们经常使我激动不已，夜不能眠，所以我不大愿意提起。但是为了纪念创办海外华侨教育事业的老前辈，为了使缅华教育工作的业绩能够发扬光大，给继续缅华教育事业的下一代以启迪，我答应尽我暮年的微薄之力，回忆这段历史。如有不对的地方，请补充指正。

二、先辈的创业（1917-1941）

1917年仰光中华学校校友因组织全缅学生联合会，为筹备经费举办游艺演出，有十位女孩参加歌舞表演，其中有几位福建女塾的女学生由于参加了演出而被开除，理由是不准“下贱”的“女戏子”上学。于是中华学校的校友们在当时提倡反封建，反旧礼教的革命思想影响下，决定为平民女子开办学校，免费招收女生，校名为中国女子公学，这就是缅甸仰光中国女子中学的前身。

中国女子公学开始是在只荷坦路上段中华学校学生会上课。教员由中华学校的校友和商店的一些有文化，思想维新的“财富伯”（即商店的会计之类）担当。后来学生多了，就迁移到17条街下段一位中华校友的空闲房屋上课。之后又迁移到只荷坦下段出租的房子。由于校舍经常无着落，有人提议将福建女塾和中国女子公学合并成一所正规学校，但种种原因没合并成。大约在1922年或1924年，有三位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胡文虎、林九级和林宗巧表示要把中国女子公学继续办下去。提起胡文虎，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子女都记得胡文虎和胡文豹两兄弟，制造和销售的永安堂虎标牌万金油，还有在香港已成为旅游景点的“虎豹别墅”。但很少有人知道胡文虎还是中国女中的热心创办人之一。至于我的父亲林九级和另外一热心者林宗巧都是仰光普普通通的侨商。胡文虎当时已把永安堂分流到新加坡，而把22条街上段空闲的厂房让出来当教室。他还从国内聘请林侠华，王弄书两位女教师来任教。两位都是五四运动后的新女性，为了缅华女子的教育事业，从国内千里迢迢投奔海外来工作，这在中国封建主义男尊女卑思想仍然笼罩着缅华社会的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件大事。她们一上任就更改学制，调整班次，换新教科书。学校开始收费，但贫困子弟可申请免交。学校的教育工作蒸蒸日上，学生逐渐增多。为了增加教学经费，学校还开办 了互助社。1926年胡文虎在50尺路下段买了两栋楼房作为校舍，又从国内聘请两位教师来缅。一位叫黄大华，较年轻，能歌善舞。另一位姓陈的老师后来因水土不服返回国内。1927年至1928年中国女子公学和中华学校联合举办了两次游艺会，卖票募捐，收获不错，学校经费宽松了许多。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缅甸华侨学校组织抗日救国运动，中国女子公学的学生也能上台演讲，宣传爱国精神，刺绣枕巾，巧贴丝绸花朵镜框进行义卖，捐款救济灾民。从此缅华社会举办的爱国爱侨活动都有女学生参加。学生家长重男轻女的观念也有了改变。一些家庭送女孩子回祖国读书也是常有的事，我和我大姐林希贤也是在这种社会进步的推动下回国到厦门集美和上海的学校读书的。

1929年王弄书回国探亲，第二年黄大华老师也走了。留下来的林侠华校长除了管理校务外，还要兼顾互助社，筹集学校经费等，负担较重，又因互助社和香港书店财务发生点问题，1935年林校长将校务工作交给中华学校的领导陈振环和陈金崇代管，亲自赴港处理问题，一去两年多没消息，学校学生越来越少，经费发生困难，几乎倒闭。此间陈心平老师正在执教，没有行政管理权，十分着急，找了陈秀莲校友商量，此时林希贤和林希智也从国内回仰光在女子公学教课，于是成立了“七人小组”（陈秀莲、陈心平、王石治、郑宝珠、王瑞治、林希贤和林希智）共同商讨学校教学大计。

1937年清明节胡文虎回仰光扫墓，陈秀莲、陈心平和林希智到永安堂向胡文虎董事长汇报情况并转达校友建议召开董事会讨论人员变动之事，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能否撬开林校长住处的门，涉及法律责任怎么办，胡文虎董事长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为了办好缅华的教育事业，他挺身而出，冒个人风险，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董事会后，决定校务由陈秀莲和陈心平管理。“七人小组”的校友为母校义务工作。从此学校面貌有了改变，学生逐渐增多，但是经费只能勉强维持。

1940年清明节胡文虎再次回仰光扫墓，陈秀莲、陈心平和林希智拜访他时，谈到校友们对学校的关心和支持，他非常感动。大家还谈到女子公学的女生读完小学后，除了个别能回国升学外，多数上不了中学，因为仰光唯一的华侨中学位于郊区九文台，家长不愿意让自家的女孩子到郊区读书。希望在市区办一所中学。胡文虎答应立即派人找校址，若地点合适，还可以办学生宿舍供“山芭”来的女生住宿，同时考虑把中国女子公学改为中国女子中学和附属小学两部分。

1941年胡文虎在南普陀街下段和16条街之间的横街对面买下了靠海边的一大片草地，横街原有一排木屋是几年前胡文虎买来给女子公学的校产，收租作为学校经费的，校友们非常高兴，盼望新学校早日建成。但很不幸，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二战炮火逼近仰光，学校关闭，市民疏散，我们全家也疏散到国内福建老家。

三、二战后的恢复和发展（1945-1949）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侨胞陆续返回仰光。

1946年由于校友们的努力和侨胞们的热情支持，“中国女子公学”改称“中国女子中学及附属小学”，并在横街木屋开课。此前，为使想上中学的女孩子不必到郊区而在市内能就地入学，胡文虎先生一直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一心想办好一所女子中学，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周颖如是校长；王一芒教导主任。陈秀莲和陈心平两位大姐虽然没有任职，但是她们一直义务帮忙做学校的后勤工作。1947年陈心平因事去了槟榔屿。我也从国内返回仰光，又一次回到母校任训育主任。当时大约有五、六十个学生，初中生六、七人。小学都程度参差不齐，教学有许多困难。陈秀莲校友东奔西走，请了陈必治、李睿如、张碧莲、杨雲英、陈君穗、郑宝珠和傅元治等校友来义务教课，（没有薪金，只有车马费）。1947    年正是仰光大规模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一年；华侨中学开始复课；妇女协会成立；人民报创刊发行；伊江合唱团、戏剧社、店联、缅华图书馆等各种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团体需要大批的组织人员，于是学校一些负责人在外担任社会工作，对校内本职工作有所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正常工作的运转，这在当时已经成了问题。

1948年，缅甸宣布独立。这一年在仰光又创办了另一所中学——南洋中学。从国内聘请徐日琮任该校校长，其夫人王一芒也从中国女中调往南中。由于中国女中学生越来越多，师资不够，陈秀莲大姐和我都很着急，经和徐四民董事商量，召开董事会决定停办初中班，说服家长让女孩子转入华中或南中继续学习。当时缅华社会侨胞的思想也开放多了，也能接受让女孩子去郊区学校读书。我校的钟宝霞、谢丽霞、周美莲和我的妹妹林希明等六、七位女孩子勇敢地走出市区，到较远的郊区去上中学，他们现在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至今大都与我有联系。

中国女中集中精力办好附小。教师都是校友，大家团结一致，刻苦耐劳，勤俭办学，校长兼校丁，教员兼敲钟的，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使教学很快走上了正规。学生迅猛增加，校舍容不下，校友提议发动募捐，重建战时被炸毁的五十尺路校舍。由于战争刚结束，市面商业还未完全恢复，募捐有困难。此时胡文虎回到仰光，陈秀莲、王石治、林希智向他汇报了情况，胡先生马上答应捐款一万盾缅币，当晚王石治又向一位香港富商募到一万元。曾顺续董事被校友的执着和热情所感动，他带领陈占梅等其他董事和一些校友出来募捐，仅一个星期，募捐款就突破十万元，校友们又各自向亲友募捐，最后捐款达到十四万九千多，建新校舍终于有了希望。

1949年三月二十五日新校舍奠基。仰光著名文人丘巴宁（丘小如）为学校写奠基文。1950年初，一所四层楼高的，白色楼墙和绿色窗框的新教学楼耀眼地坐落在五十尺路街。教学楼的一层是宽敞的大厅，可供几百学生同时开会。二、三、四层是教室，屋顶平台可以上体育课。

学生还在不断增加，陈秀莲大姐更加忙碌，她陆续请来周雅宝、周孟珍、郑葆真、胡蓉、曾柏熙和校友王世珍、陈世钦、龚雪芬等一批热爱缅华教育事业的女子来教课。这些老师与我朝夕相处，情同姐妹，为中国女中附小的教育事业洒下汗水，到现在我一想起我们共事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感慨万分。不久学校一层大厅办起了幼儿园，校友会组织了乐队，教师和校友中会吹拉弹唱的人在节假日时经常参加演出，为缅华社会的团体或家族喜庆助兴。至此，中国女中附小办得生气勃勃，迎来了祖国的解放。

四、解放后的进步和成熟（1950——1963）

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成立。祖国的解放给海外侨胞带来光明，缅华进步教育事业有了靠山。广大侨胞欢欣鼓舞。1950年中缅建交。为了迎接祖国派来的驻缅第一任大使姚仲明，参赞谢黎、孟英、总领事李平、武官李戴和使馆秘书肖岗等祖国的亲人，仰光华商会组织各团体和学校筹备欢迎活动。中国女中附小派高年级的学生到华侨中学集中参加秧歌队和腰鼓队的训练和游行队伍的排练，全体师生都兴高采烈地参加各种庆祝活动。

在海外，进步和反动两股势力始终在或明或暗地较量。例如，你家里的客厅挂着毛主席戴八角帽的肖像，而与你朝夕相见的邻居家的客厅里却挂着蒋介石穿军装佩腰剑的大照片。十月一日女中附小和其它爱国侨校的学生扭秧歌打腰鼓的队伍浩浩荡荡游行在唐人街——广东大街上庆祝国庆，而十月十日奏着国民党国歌的童子军也游行在华人区的大街小巷庆祝双十节。当时，仰光侨界出现了一件大事，原华侨女中的校长夏言把该校改成“中正中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蒋介石。反对此事的师生脱离出来独立办学。曾顺续董事在为这两个学校校舍之争的奔波过程中，不幸被暴徒枪杀，这是一起政治阴谋。之前已经发生过多起爱国民主人士被袭击殴打事件，虽然缅甸当局也追缉过凶犯并加以处理，但却未能制止事态的再发生。曾顺续董事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缅华社会公益事业最有力的支持者，他的牺牲是缅华社会的重大损失。各界人士都感到非常悲愤，也开始意识到斗争的复杂性，从而也更加团结，齐心维护进步力量。

斗争在我附小随时存在。英文课教师李睿如与其丈夫（台湾方面的特派员）散布说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在广岛扔了原子弹。校内广大教师愤慨地否定了他们的崇美论调，李睿如迫于压力终于自动辞职。 此外，解放初期仰光华埠曾经为挂哪一面国旗闹得沸沸扬扬。有一次，李朝达董事路过附小遇见陈秀莲和我时，谈到应由五星红旗改挂青天白日旗，我们就反问他，国民党推翻清朝后，还挂满清的旗吗，李只好不语匆匆离去。斗争也出现在教学中，当时“缅华教联”曾经决定各校英文课改成俄文课，附小的教师不赞成，经召开校务会讨论，认为尽管有不少学生陆续回国升学，但大部分毕业后要在侨居地上中学，上大学，工作和生存，而缅甸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一般公文都用英文记载，侨胞不懂英文是不行的。当时附小的校长周颖如是教联的委员，大家请她向上反映，最后附小仍开英文课，但每周减少两课时。回想当时，虽然不懂什么“极左”思潮，但是附小的教师能坚持从实际出发，保护侨胞的切身利益，这点精神是很可贵的。

解放后爱国进步事业紧跟国内形势，附小领导陈秀莲、周颖如、王一芒都是缅华妇女协会的积极分子，附小为“妇协”开办夜校无偿提供学习场所达四年之久。学校的活动也都搞得有声有色。至今我还保留一张抗美援朝期间学生不看美国电影、不买美国货的签名照片，学生们在黑板上稚气的笔迹和当时的爱国行动令人赞叹。195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缅甸，缅甸总理吴努陪同他经过仰光市区时，我校学生苏醒华和林丽雯代表侨界向两国总理献花，这也是华侨和侨居国友好相处的有力见证。

1954年，周恩来总理因中缅边界谈判来到缅甸。他特别强调侨胞要遵守当地政府的法令，要和当地人民团结互助。从此每逢缅甸的泼水节和灯节，学校都参加庆祝活动，表演歌舞，校友乐队也参加演出。至于我国的国庆节和春节，更要排练精彩的歌舞参加文娱广场的演出。老师亲自缝制漂亮的服装，把小演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演出时经常获得好评。

1952年至1954年，是仰光侨生回国的高潮，有从中国女中附小毕业后直接回国的，也有分别升入华中或南中后回国的。他们无论是回国继续升学或直接参加工作，都经历了祖国几十年巨大变革，和祖国人民同舟共济，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了贡献，至今他们仍然遍布祖国各地自强不息。

1955年，因中国援助缅甸建设的需要，在缅北建立了领事馆。我先生苏为奇也去缅北经商并协助开展侨务工作，我们全家也迁到腊戍。

1957年，陈秀莲和周颖如随国庆观礼代表团回国观光。他们在北京一些小学听课并收集教材，回仰光后，经周雅宝、周孟珍及全体教师仔细整理研究，改进教学，使学生学业成绩得到很大提高。

1959年在原校舍隔壁又买了一座楼房，经改建后与原校舍打通连成一体。学校不断发展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来源。这方面中国女中也创出了自己的特色。缅华学校经费来源一般是依靠收取学费和董事们的募捐和赞助。而中国女中附小除此之外还要自力更生，开源节流，广积财源。事务部的蔡玉枝校友负责采购、批发、零售文具和校服，既为每个学生节约开支，又为学校赚取经费；陈水心校友一家人为学生包午餐，由各年级教师轮流协助学生的饮食；陈世钦老师兼顾卖冰水，虽然老师们辛苦受累，但这样既方便了学生和家长，又给学校创收，一举两得。学校的清洁工作也由师生共同轮流承担，除了雇一名印度工人早晚看守学校，一名印度女工每天打扫厕所外，其它大小扫除全由师生自己动手，既节约开支又培养了学生的劳动习惯。节假日大厅出租给华人举办婚礼，校友乐队为婚礼演出助兴，一切收入全部归公。总而言之，凡是在附小经历过这段勤俭办校的师生无不感到骄傲。

中国女中附小另一值得骄傲的创举就是它附属的“黑猫”幼儿园。还是在五十尺路新校舍大厅的幼儿园，入托幼儿很快就达到120人。陈秀莲大姐又为扩大园址而奔波。通过我校教师陈君穗的先生黄铁耕热情联系，终于和“缅甸黑猫体育会”合租了市近郊一处有楼房的院落。经过家访，120个家长没有一个反对迁园的。“黑猫体育会”是缅华社会历史较长，较有名气的体育和娱乐休闲组织。和他们在一起，楼内是办公室、教室、寝室，楼外是篮球场和幼儿活动场所，“大猫”和“小猫”一起活动，形成一道和谐而美丽的风景线。幼儿园专收四至六岁学龄前儿童，除了读书写字，唱歌跳舞外，还学习过集体生活，使孩子们健康成长，家长非常满意。幼儿入托经常超员，只好在黑猫篮球场旁边又盖了两座平房。当时幼儿园的主任是石秀峰、张碧銮，负责伙食的是陈必治。她们节省下来的收入全部无私地上交给附小做为学校的经费。

1962年，附小的学生增至近千人，教室已难容纳。尤其是在酷热的夏天，拥挤在教室里的师生汗水淋漓，陈秀莲于心不忍，又开始考虑扩建校舍。但此时，缅甸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扩建校舍的愿望终归未能实现。

五、“国有化”的彷徨和无奈（1963年—1967年）

1963年，中国驻缅北腊戍领事馆移到曼德勒，援缅的中国专家都已回国。我随先生回到仰光。局势已发生变化，中国女中附小在缅甸政府对缅华学校进行登记时，改为“中国小学”。胡文虎原来为女子公学购买的地皮契约被宣布作废。缅华各学校也有所调动。周颖如调任华夏中学校长，因华夏缺少经费，教师的薪金由中国女中附小代发。周孟珍调往南中，林希贤已经回国，附小校长是周雅宝。由于情况较乱，陈秀莲和我决定前往领事馆征求意见。领事馆章秘书接待我们时，首先问我们关于各界对缅当局实行“国有化”的反应和侨校的情况，然后谈了有关形势。我们心里终于明白了，缅甸实行“国有化”已成定局，扩建校舍已不现实，当务之急是保护侨胞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不久召开了最后一次董事会。到会的董事有徐四民、曾天锡、曾续枝、王文福、陈福顺。校方代表有陈秀莲、林希智、周颖如、周雅宝。会上主要讨论清理学校财物以及各项工作的分工。首先，把“黑猫幼儿园”搬到华夏中学，徐四民和陈福顺出面把幼儿园扩建的两座平房赠送给房东。其次，大家分头做学生、家长和校友的思想工作，让华夏中学的学生转到中华中学上课，当时中华中学的校长是张基良。中国女中附小的校舍仍然不够，经侨胞杨友钦提供消息，在五十尺路街尾原米厂工会的娱乐部会员解散后，有一层空楼房，房东要捐做慈善事业。于是陈秀莲大姐一次又一次的接洽，房东终于把它无偿捐给学校。附小校友和教师辛辛苦苦，勤俭办校积蓄的二十几万存款，除去缅甸政府收回大面额的缅币时损失的三万多外，派了以下用场，即：安装电风扇和扩音器；替华侨小学还建校款；给母校教师发放失业生活补助；“国有化”后在银行还存四万；剩下六万八千全部捐助给在“劫难”中受害者和困难侨胞。

自1917年至1966年，由中国女子公学、中国女中附小到中国小学，经历了整整半世纪的历史变迁，从反封建礼教开始，由二、三十名女生发展到一千多学生的男女合校，培养出的学生如今遍布世界各地。她为海外爱国华侨的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应功不可没。在这里我想说说我们的陈秀莲大姐。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普通妇女，以毕生的精力，全身心投入缅华爱国教育事业中，特别是中国女中附小，浸透着她的汗水，她几十年如一日，几乎没有节假日地工作，缅华的侨胞经常能看到一位胖胖的。身穿缅甸短衫和沙龙，脚踏缅甸拖鞋，头梳宋庆龄副主席式发型，掖下夹着一个黑色布袋和黑色雨伞的陈大姐为工作而奔波。她性格开朗和幽默，大公无私，关心和团结同事，是我们真正的好大姐。她于1974年因病去世，享年66岁。我们永远怀念她。

1967年夏，一场“历史劫难”骤然降临，人们都在传颂不幸遇难的二十七位优秀华侨教育工作者的名字，其中周颖如、林福将是附小的老教师。他们的离世是海外华侨艰辛历程的又一幕。他们永垂千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六、后记

缅甸当局实行“极端国有化”政策后，许多家长流着眼泪对我们说，商店被没收了虽然心痛，但学校被没收了更加心痛。因为钱没有了可以再挣，而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侨胞们的心声再一次激起我们的热情，在最后一次校务会上，大家表示一定要设法继续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会后大家立即行动，了解到缅甸政府规定十九人以下的补习班可以免登记，不违法。于是一夜之间，老师们就把一千多学生，包括幼儿园的孩子们，分成五十多个点，办起了补习班。地点就在侨胞的家里，各家的主人都热心接待。幼儿班要照顾离家近的，小学生要照顾上日班，无人照顾的。老师们真是绞尽脑汁周到安排，他们许多都是华中和南中的学生，年轻有为，生气勃勃。从此，华区每条街都有三、四家或四、五家补习班，缅甸政府有关部门几次派人检查，都因没有超过限定人数而无法处罚或禁止。

我的回忆结束了，但是仍然思绪万千。我回国以后，时常想起在缅华教育事业继续奋斗的新一代侨胞，为他们的成功高兴，为他们的挫折难过。有道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华人可歌可泣的奋斗史。愿我们牢记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在我们海外华夏炎黄子孙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2003年8月14日   写于北京蓟门桥

2017年刊载于澳门出版的《难忘舐犊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