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美华口述  明立记录整理

我在中国女中附属小学毕业

我于1937年出生在缅甸仰光，在我刚刚有记忆的童年，就遇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沦陷。我们全家在仰光被日寇占领前夕和众多侨胞一起逃难回国，几经周折回到福建祖籍老家避难。

战后，缅甸光复，我们一家人又分批返回缅甸。毕竟那里也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也有不可割舍的亲情。我是1952年2月跟随母亲回到缅甸的。到仰光后，市面已见战前的繁荣，许多侨校都已正常复课上学。家里便决定让我到中国女中附属小学插班读五年级。

当时，中国女中的新校舍刚落成三年，坐落在五十尺路下段，离我们家很近，且师资配置齐全，在仰光小有名气。我入学时，校长是周颖如，教务主任是周雅宝，训育主任是林希智。后来，林希智老师随先生到缅北，由林希贤老师接任训育主任。

到中国女中上学后，让我最开心的是学校采用的课本竟然和国内的课本一模一样，即经由国内教育部审定的“小学新华课本”。所以，我在学习上没有任何不适应。尽管与国内相比，这里没有校园，没有操场，但这里老师对待学生如自己的亲生子女，教学活动严谨活泼，同学之间亲密无间，可以说，我十分愉快地在中国女中附小完成了高小学业。这段学习生涯虽然很短暂，可依然充满阳关，如梦如幻又印象深刻。

1953年4月，我在中国女中附小毕业。与我同班毕业的有31位同学。其中有两位女同学蔡羡石和曾碧芳后来成了我工作中的同事。与我同班的还有徐四民先生的儿子徐世英，他后来到香港，现在是《镜报》的社长。还有好几位同学，直接回国升学发展，也是成就斐然。

我回到母校任教

离开中国女中附小，我考上了位于仰光九文台的华侨中学，在这里读书六年，直至高中毕业。在华中我与简瑞贞同窗六年，与苏金安同班三年，他们二位后来也成了我的同事。

在华中读书期间，我逐渐喜欢文艺活动，逢年过节经常被推选参加班级和学校的文娱表演，还跳过缅甸舞。也许是因为文艺特长，1959年华中毕业后，我非常荣幸地受聘回中国女中附小任教。

在母校上学和在母校教学的人生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回母校任教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正是这个岗位让我懂得了当一名小学教师的光荣和责任。

我刚回母校工作的时候，周颖如校长还在，第二年她调到缅华教联工作，改由周雅宝老师接任校长。到1963年，林希智老师丛缅北回来担任了副校长，协助周雅宝老师工作。

这三位老校长对青年老师的培养和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正是她们手把手地言传身教，使一批一批新步入教学岗位的青年迅速成长为称职的小学教师。

中国女中附小在培养青年教师任课时，十分重视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校长亲临旁听；二是适时组织公开课观摩；三是分教研组讨论总结。

校长旁听课，是中国女中的一个传统。特别是到六十年代，学校有了正副校长，校长旁听课的密度得到了强化。周雅宝和林希智二位老师只要一有时间，就到教室后面听课。对于青年老师来说，这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它不仅体现了学校领导对青年教师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学校领导对青年教师的关爱和鼓励。

组织公开课观摩，是中国女中激励青年教师的一种举措。更多的时候，中国女中的公开课都是观摩青年教师讲课。因此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能被选中讲公开课，是一种光荣。这一举措，客观上促进了青年教师不断地自我深挖潜力，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由于早期规模所限，中国女中附小不是按学科划分教研组，而是按学生的就学年级把任课老师划分成高、中、低三个教研组，以年级层次来开展教研活动。这样做的好处，是各个教研组可以把对同龄学生的教学作为教研对像，很方便老师之间的交流。到了六十年代，中国女中才逐渐按教学专业来划分教研组，通过业务细分，深化教师之间的业务交流。  

学校要求毎位老师上课前都必须认真备课，每堂课都要事先写好教案，课后还要做教学笔记。校長、教务主任会抽查老师备课情况，以推动老师提高教学质量。此外每星期，学校都会召开教务会议，集中研究教学进度、教学中的困难，包括对一些成绩差的学生做个案分析，有时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还会和班导师一起开展家庭訪问，共同解决问题。

寓教于乐

中国女中附小十分注重青年教师的全面发展，“一专多能”是学校对青年教师的基本要求。

从1959年到1966年，我在中国女中附小任教近七年。这七年我除了一直担任低年级的班导师（班主任）以外，先后开设了语文课，中年级的算术课，高年级的历史课和自然课。

在五十年代，中国女中的教师都必须担任班导师。这固然是因为学生多，老师少，师资不足，不可能设置专职的班导师所致。但让每个老师都担任班导师，客观上也增加了师生亲密交流、相互了解的机会。班导师工作的核心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中国女中对班导师工作有基本的考核要求，单项成绩差的学生不能超过10个人次，要适时进行家访，每学期要在每个学生的成绩单上批注优缺点等等。但回想起来，那时的学生真的都很乖，都十分自觉，都懂得父母养育不易，都自觉要求上进。我当班导师工作的精力，竟然只是集中在个别天性活泼喜欢调皮捣蛋的孩子身上。那段班导师生涯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对孩子要鼓励为主，不要抹灭孩子的天性，让他们自然健康地成长。

我在中国女中附小最先开设的课程是语文课。母校的语文课有一个传统，即十分注重生动教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曾讲过一次公开课，这一课的重点是如何教学生运用已经掌握的文字偏旁，通过课堂竞赛的办法，举一反三地掌握更多的新字。不仅要求学生能读、能写，还要能用。我力图把一堂语文课，变成一堂开阔学生思维方式的训练课。我想，让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是，让学生通过课堂掌握一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更重要。这种趣味性和启发性相结合的教学教法，其实是中国女中附小语文课教学的一种传承，它的核心就是寓教于乐。

大概是回母校任教后的第三年，我承接了中年级的算术课。听我第一次教算术课的这班学生大部分成了中国女中附小24届毕业生，给他们讲课的经历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段“教学相长”的经历。那是一届非常聪明的学生，我教会了他们算术，而他们也给了我教学上的无穷乐趣。他们对我最大的回报是，全班45名学生，期末算术考试成绩只有两个80多分，其余都是90多分。其中有几个数学优秀的学生我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长大后，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也成为一名老师。看到自己学生的健康成长，真是当老师最大的快乐。

中国女中附小的艺术教育

中国女中附小没有校园、没有操场，当然也没有礼堂、舞台和艺术排练厅。由于教室之间只用屏风隔断，为避免各班级相互干扰，通常一个班级一周只有一次音乐课，高年级学生的音乐课更少。因此，就学校的硬件而言，中国女中附小是最没有条件开展艺术教育的。

但是，在当时仰光的缅华学校中，中国女中附小的艺术教育却是十分活跃而又出名的，中国女中的师生一直是活跃缅华文化生活的一支生力军。让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62年中国实验芭蕾舞剧团访缅演出《天鹅湖》，中国女中于第二年便在华中春节文娱广场推出了舞蹈《小天鹅》；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国内公演后，中国女中立即推出了《披肩献给毛主席》的大型舞蹈，不仅在音乐舞蹈艺术上引领潮流，而且在服装、道具、舞美设计方面也颇有创新；特别是中国女中幼稚园小朋友的演出，自出道后一直深受广大侨胞的喜爱，只要一登场就掌声喝彩不断。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1960年有7位毕业于中国女中的校友和曾先后在中国女中任教的老师应邀参加缅甸政府组织的文化访华团，赴国内北京、上海等许多城市巡回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他们是：肖明寿，杜美玲、郭缅生、徐世英、林碧月、邱知琼、杨玲群。其中的杜美玲是我妹妹，在中国女中完成小学学业，后考上华中，毕业后返回母校任教。

回想起来，中国女中之所以在艺术教育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学校领导高度重视，长期坚持在学校中创造课余文化艺术教育的氛围。在上个世纪的中期，中小学教育还没形成“全面发展教育”的概念和理论。但是，当时中国女中的学校领导就已经有了开阔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学生“一专多能”打基础的自觉意识。所以，课余时间成了中国女中开展艺术教育的主场。放学后，乃至周休，中国女中的一层大厅，还有楼上教室，就成了所有爱好文艺的师生共同活动的场地。

二是有一支多才多艺的师资队伍。中国女中的老师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艺术天赋，他们或者能写、能编、能导，或者本人能唱、能舞、能演，或者能熟练掌握一种乐器。像李宇澄老师编导许多节目，其中的《老鹰捉小鸡》一直是中国女中演出的保留节目。还有林芳渊老师，他毕业于南洋中学，上学期间就是文艺活跃分子，参加过南中组织的《刘三姐》的公演，他也把这出戏带到了中国女中。还有黄定坚老师，他的口技表演，在当时缅华文艺汇演中堪称一绝。最有意思的是尤肖松老师，他曾习武，多亏他的指点，学生们才能在舞蹈《飞夺泸定桥》中表演出精彩的“翻跟斗”。而中国女中的女老师在艺术教育中的天赋就更不用说了，许多舞蹈都是女老师言传身教的结晶，除了前面提到的《小天鹅》、《披肩献给毛主席》，还有一出《荷花舞》也是出类拔萃的保留节目。最值得夸耀的是中国女中老师的精巧手工，所有的服装都女老师亲手一针一线缝制的，而表演所需的道具、布景则出自男老师的精心制作。

三是学生家长的开明和热心支持。因为中国女中的艺术教育多在课余进行，而演出活动多在节假日，这都需要占用学生的许多课外时间。但是家长们对此从无二话，张口就是两个词：“好事！”“支持”！每次演出，家长就是中国女中演出队最忠实的啦啦队，不管演出多晚，许多家长都前往接送，现场竭力喝彩，极为感人。

事实上，中国女中的艺术教育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无条件教育”。学校在无条件的情况下开展，老师们无条件的奉献，学生们无条件的学习，家长们无条件的支持。这是一种为信念而进行的教育活动，这里没有任何功利，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

终身难忘的教学生涯

我在中国女中任教的那七年，正逢母校发展的巅峰时期。在校学生连年突破1000人（加上幼稚园的学生一度超过1200多人），师资队伍雄厚团结，经济条件相对宽裕，所有的教职工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都期盼着学校能够再攀事业高峰。

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由于不可抗力而突然中止了。被迫离开中国女中附小的时候，我才刚到而立之年。而立之年啊，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做完，我舍不得离开母校，我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学生，我有太多太多的遗憾！

无论如何，那段岁月是我一生中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

2016年8月10日整理

本文刊载于《难忘舐犊情——纪念仰光中国女中百年华诞》

2016年12月，缅华笔友协会澳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