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丽文 林绮文 林倩文

我们亲爱的妈妈周颖如，是缅甸仰光中国女中战后复校的第一任校长，她离开我们已经快半世纪了。几十年来，每逢各种缅华方面的纪念活动，就会有很多亲朋好友前来约稿，建议我们姐妹写回忆妈妈的文章。但是，除了妈妈的简历，我们没有写过只言片语。一则是妈妈生前一直教育我们要低调做人，切不可做有“自夸之嫌”的事；二则确实因为妈妈走得过于突然，几乎没有给家里留下什么可供考证、追忆的照片和文字资料。

明年，就是2017年了，仰光中国女中将迎来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女中的校友们都在热心地筹备母校百年华诞的纪念活动。明年也刚好是妈妈逝世50周年。于是，在大家的一再鼓励下，我们也禁不住想提起笔来回忆亲爱的妈妈，因为我们三姐妹，年纪最小的也接近孔夫子说的“从心所欲”之年，如果再不为妈妈写些纪念文字，那些难忘的记忆就将随着岁月而烟消云散了。

但是，当我们姐妹真正静下心想动笔的时候，竟深深感到妈妈为缅华社会所做的许多工作，我们了解得确实太少太少，一时不知如何着墨。庆幸的是，有许多热心的校友及时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回忆线索，才使我们得以实现提笔缅怀母亲的心愿。因此，下面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实际上是热心的校友们和我们姐妹一起，对我们亲爱的妈妈——大家尊敬的周颖如校长的共同回忆。

为缅华教育事业忙碌终生

妈妈从幼年到成年的生长经历，在我们的记忆中一直有很多空白点。我们只切确地知道妈妈出生于1916年，祖籍是福建海沧。

是通过林希智老师的回忆资料和粟秀玉老师在福建女师校庆的讲话，我们才得知妈妈的母亲柯玉梅，1909年就读于仰光福建女师，1915年毕业，是福建女师首届毕业生。与外婆同时毕业于福建女师的还有庄碧霞、陈妈富、张仁爱、叶玉枝、黄玉兰等前辈。我外婆柯玉梅后来曾先后在福建女师和中国女子公学（中国女中的前身）任教，因为外婆的缘故，我妈妈也曾先后在福建女师和中国女子公学读过小学的课程。

妈妈在仰光小学毕业后，考上了福建厦门的师范学校，可以说，从那时起她就已经立志把当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妈妈究竟在厦门哪所学校读的师范，我们始终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受益于国内的师范教育，使妈妈有比较系统的国学功底。她写得一手好字。一直到她去世前，我们还看到妈妈喜欢用书写毛笔字来整理思绪、平复心情。

自福建厦门师范学校毕业，妈妈曾在仰光多所学校教过书，在福建女师担任过教务主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缅华侨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浪潮，妈妈参加了这些抗日活动，积极宣传抗日。根据冯励冬先生的子女复述长辈的回忆，仰光沦陷后，我妈妈一家避难到山芭（山区小市镇）。在“恭文倪”一带住过，与冯家亲戚相邻，并曾经被日军突然搜查抄家，外婆还遭到过日军的殴打。

1945年日寇战败投降，缅甸光复，妈妈从山芭回到仰光。这时有许多侨校纷纷筹备复课，福建女师和中国女子公学同时向她提出了参加复校工作的邀请。妈妈根据进步华侨社团组织的统筹安排，参加了中国女子公学的复校工作。1945年12月23日，中国女子公学校友会召开了战后第一次会议，妈妈当选为战后首届校友会主席，副主席是卢若芬前辈，财务是陈秀莲前辈。大家决心集中力量，尽快复办母校。

由于中国女子公学在五十尺路的校舍在抗战中被日寇的炮火炸毁，因此复校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校舍。所幸，战前老校董胡文虎先生曾在仰光十六条购置了一处校产供出租，收回的租金用于补贴学校开支。众人便决定将这处出租的校产收回，改造成临时校舍供学校复办使用。当时，仰光的市面尚未恢复，懂建筑装修的人手稀缺，热心的校友们便自力更生，亲手参与校舍的清扫改造工作。那时妈妈刚好怀了我们的小妹倩文，她也拖着沉重的身子，和大家一起爬上爬下，其中艰辛可想而知。1946年11月4日，中国女子公学终于成功复课，并正式更名为中国女中及附属小学。由林九级、曾顺续前辈担任正副董事长的校董会，根据校友会的提议，正式聘任妈妈担任中国女中及附小的校长。那年，她刚好30岁。

从我们姐妹几个懂事那天起，就看见妈妈一直在为“教书育人”这个神圣的职业而奔忙。她担任中国女中附小的校长整整13年，以后调缅华教师联合会工作，又兼任了华夏中学的校长，甚至还兼任了华夏幼稚园的领导。可以说，她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年华全部都贡献给缅华教育事业的振兴和繁荣。

教书是为了育人

我们小的时候，见妈妈写过这样帖子：“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时，我们不完全懂得这幅临帖的含义。长大后才明白，对于妈妈来说，教师不仅仅是个职业，而是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她的全部理想、信念的寄托之所在。

我们的小妹倩文回国前，曾问过妈妈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她想了想回答说：社会的进步需要很多条件来促成，但是教育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这些海外华侨都盼望祖国强盛，而祖国的强盛就要从少年抓起，尤其要从对少年的教育抓起，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业。这个道理你们长大会懂的，希望你们将来也有机会选择教师这个工作。

教育是一门科学，要不断学习才能做到既教书又育人。作为一校之长，妈妈不断探寻培养优秀学生的方法，1957年妈妈和陈秀莲老师随国庆观礼代表团回国观光，她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与北京几所小学交流学习，探讨新的教学方法并收集资料。为了便于把资料携带入境，她把资料抄在本子上变成了手抄本。当时，我们的大姐丽文正好放暑假，帮妈妈抄录了很多资料。回仰光后，经全体教师仔细整理研究，制订出教学改进实施方案。新的教学方法推行后，使学生学习成绩得到显著的提高。

妈妈非常明白强大的师资力量是一所好学校的必备条件，只有好的老师才能教出好的学生，所以妈妈对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她自己就是一位严师，虽然日常工作非常繁忙，她也要经常检查教师备课的情况，严格把关，并亲自到课堂听老师讲课，发现任何问题及时指正，因此中国女中的师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像后来为缅华教育事业贡献出宝贵生命的林福将老师，还有谢淑华、吴佩美等老师，都是五十年代在中国女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教师。

对于学生们她更像一位慈母，在思想上、生活上、身体上全方位地关心他们，使孩子们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在德智体三方面均得以全面发展。她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启蒙和成长至关重要，从小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会为成年后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妈妈对学生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对犯错误的学生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她在学校一向反对打骂学生，变相体罚也不行。

有一次，学生吴传明因多吃了生芒果，出现食物中毒现象，头抬不起来、神智迷糊，十指瘀血肿胀。正好妈妈前去吴家走访，及时发现小传明的异常，立即为他做了放血治疗才使中毒症状得以缓解和控制。吴传明后来回忆说“周校长救了我的小命。她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好比我们的妈妈一般，所以我特别佩服她，尊敬她。”

严师出高徒，桃李满天下。几十年来，在妈妈和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女中为社会培养出很多学有所成、服务社会的栋梁人才。

热心缅华社团工作，爱憎分明

妈妈一年365天很少有时间在家休息，她的社会工作很多。战后陈秀莲、陈心平等前辈发起组织了缅华妇女协会，妈妈和王人英、徐国治、林希智、陈函英、王世珍、陈必治、邱芳意等前辈都是缅华妇女协会的骨干，妈妈曾先后担任妇协的秘书长、理事、副会长等职务。

缅华妇女协会是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进步组织，它鼓励缅华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享有妇女应得的社会权益。从成立那天起，妇女协会就组织识字班，为缅华妇女扫盲。以后又发展成妇女夜校，经常举办时事报告会、学习座谈会。帮助姐妹们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新中国成立后，妇协多次组织女同胞参加回国观光团，了解祖国的进步，接受新思想。妇女协会还组织了福利组，访贫问苦，为缅华妇女排忧解难。在五十年代，妇协战后初创，经济拮据，妈妈所在的中国女中一直是缅华妇协的主要活动场所。

1949年4月，缅华教师联合会成立，妈妈以中国女中校长的身份出任教联委员，从那时起妈妈就成为缅华教联不可或缺的成员。新中国成立后，缅华教联的活动日趋活跃。它和缅华学联、店联、华商会、伊江歌咏团等进步组织一直被视为爱国进步的华侨华人的代表，是拥护新中国的中坚力量。缅华教联一成立，就取代了国民政府时期在缅华社会中组建的华侨教师联合会，成为最大的缅华教师社团组织。巅峰时期，缅华教联曾经拥有一千多名教师会员，在缅华教育界举足轻重。

在50年代初，缅华教联经过斗争取得了向全缅侨校推荐教师的权力，并号召各进步侨校在十月一日的国庆节悬挂五星红旗，接着又向全缅侨校推广使用新中国核定的教材。今天的人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些举措在当时竟是一场浴血较量，中国女中的副董事长曾顺续先生就是在这场斗争中首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妈妈一直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当时仰光反动势力一度非常嚣张，他们骂共产党共产共妻，妈妈不仅被他们辱骂，还经常被他们盯梢，处境非常危险。即便如此，她从不畏惧退缩，还更加倍努力的工作。她坚定地在中国女中推广使用新教材，大胆进行课程改革，删减不合进步潮流的课程。她还动员全校师生积极参加教联组织的各种活动，观看介绍新中国的电影、参加每年一度的作文比赛、教师假期业务培训、还有春节文娱广场。1960年，妈妈正式调缅华教联常驻工作，在教联的创建人杨章熹、肖维梅等前辈先后离任后，缅华教联的工作一直由妈妈主持。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至死不渝地实践了缅华教师联合会创建时确立的宗旨。大家都公认，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缅华教育界进步力量的代表，是一位勇敢的爱国战士。

克己奉公，大爱无疆

妈妈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任，对同志十分热忱。她喜欢默默地做好每件事情，不喜欢表现自己。中国女中附小是一所民办学校，办校的经费除了靠收学费、董事们的募捐和赞助外，还要靠全校教职员工自力更生开源节流，为节省开支。学校复办初期，遇到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妈妈不仅带头义务教学，不计任何报酬，还把家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全部捐赠给学校。当年，正是由于靠这种奉献精神的支持，全体教师和校友的齐心努力，中国女中才闯过了创业关，越办越红火，生气勃勃。

妈妈一直助人为乐，很多山芭的姐妹生病来仰光看病，她不仅亲自带她们去看病，还主动让她们在我们家住，帮她们解决住宿问题。我们家的事情主要由外婆承担。我妈妈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孩子因妈妈没时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夭折，只剩下我们姐妹三人。我们不怪她，因为她实在太忙了。在仰光和妈妈共事过的人都很佩服她，都说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妈妈对我们姐妹一向要求严格。大姐丽文13岁的时候，妈妈就送她只身坐船回国读书。并一再告诫她，要学会独立成长，要学会勇敢坚强。抵达广州华侨补校待分配时，为了筹集路费到北京读书，小小年纪的她竟毅然卖掉从缅甸带回国的唯一一件贵重物品——一块父亲用过的旧手表，只身坐火车远赴祖国的首都。为了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大姐丽文在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申请过助学金，仅靠伯父每月提供13元的经济支持，顽强地完成学业。

小妹倩文回国前夕，妈妈连夜为她整理行装，并一再嘱托，明天上飞机的时候不能哭，回国是一件好事，你要树立一个榜样，笑着回国，笑着和亲友同学告别。

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妈妈原本计划让我们三姐妹和父亲分批回国，到国内学习生活，而她自己则继续坚持在仰光为缅华社会工作直到退休。她说：“仰光侨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祖国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服从祖国的需要。”妈妈的这个计划，遭到全家的反对，因为妈妈几十年劳累，已经患了心脏病。父亲为了陪伴妈妈，一再推迟回国的计划，一直坚持到自己在仰光病逝。二姐绮文更是坚决地要求留下来，陪伴妈妈。幸亏有二姐绮文在，陪伴妈妈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人是有信仰的。信仰是航标，信仰是动力。妈妈为了她的信仰奋斗了一生，就在她51岁那年，她无怨无悔地为祖国、为缅华的教育事业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妈妈走了，走得那样勇敢，走得那样坦荡。她是为自己的信仰走的，是为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走的。

小妹倩文说，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当时她正在昆明补校，全国侨联的领导肖岗前辈到学校来看望她，并告知母亲去世的情景。那一刻对她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泪流满面，不能自已。肖岗前辈离开的时候一再问她，有没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倩文只记得自己始终摇头回答说：妈妈说过，不要向国家讲条件，一切听从安排，服从分配！

事后有些同学说她傻，认为她应该要求到北京和姐姐团聚。小妹倩文意志坚定地谢绝了同学们的劝解。她说：向祖国讲条件，这不是我们家的家教和传统。随后，倩文就和补校的同学们一起下乡。那是1969年，她被分配到芒市，在云南建设兵团14团当了普通一兵。直到文革结束，才从新安排工作。

一切为了祖国，这是妈妈一生的写照，也是妈妈留给我们谆谆教诲。几十年来，我们姐妹只有一个心愿，按照妈妈的要求，以妈妈为榜样，脚踏实地地，为祖国为人民做好本职工作，让妈妈放心。

亲爱的妈妈，我们敬仰您，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2016年7月20日  于北京完稿

（明立协助整理）

本文刊载于《难忘舐犊情——纪念仰光中国女中百年华诞》

2016年12月，缅华笔友协会澳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