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凯 于2016-02-26香港

    我母亲一生凄惨的遭遇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她的遭遇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南亚的所犯的野蛮侵略的罪证。

    我的母亲名叫邱琼英, 是一位贤慧、有文化、巧手刺绣能手。原先她是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大家庭。我的父亲黄德猛,是缅甸仰光一家知名的肥皂厂的老板。据说工厂是设在仰光郊区甘马育，我的父亲是家庭的老大，兄弟姊妹十几个，是个大家族，原籍贯是福建鼓浪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22日，日军开始轮番轰炸仰光,并肆无忌惮地向仰光各处投弹和疯狂扫射，烽火笼罩整个城市，一夜之间 工厂被烧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千万户的家庭也逃不过这厄运。我的母亲只好带着子女逃回仰光第22条街，投靠她的母亲,( 我的外婆) 。

日军轰炸仰光

被日军炸毁的仰光仓库

    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侵略者攻占了仰光。我父亲的同胞妹妹黄君珊(我叫三姑), 她是缅甸华侨爱国团体「六联团」 的骨干分子。这是一个缅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是成立最早的缅华抗日组织（批注 1）。为了响应抗日救亡活动，她参加了抗日组织「缅华战工队」。她和战友们北上密支那市，参加支持抗日救亡的活动，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她的乳房(不清楚是左或右) 被日军的炸弹炸伤。幸好，有同行的战友护送她,安全到达昆明，伤愈就奔赴延安,参加延安抗日大学学习班。

1945.4.仰光 遭日军轰炸后被严重破坏的街景

    黄君珊重伤的消息传到了我的父亲那里,他就只身奔赴密支那市,结果,见不到他的胞妹,自己却被日军投下的细菌弹染上了霍乱和痢疾而病死在异乡。据说，幸好有黄君珊的好友杜正平先生(曾任仰光华人报纸(人民报) 的发行人) 和 杨章熹先生(曾任南洋中学的校长) 的协助就地安排他的后事。我的父亲病死在密支那的噩耗传到我的母亲耳里, 望夫心切的她，立即带着她身边的两个子女，告别了我的外婆，北上去密支那 寻找丈夫的下落。在那兵荒马乱，遍地都是逃荒的难民、和疾病传染的地方，不但没能找到丈夫的下落，却连两个孩子也是在一路的逃难中先后病死离去。她也无法返回仰光，只有跟随逃难人群乘车北上, 几经艰苦和危险的逃难路途，由昆明再返回福建厦门海沧新埯村。那是我外婆的祖厝，每月要靠着我舅舅从缅甸仰光寄点钱回家乡，她才能生活下来。

    1961年 我的外婆病逝后, 在她私藏的盒子里发现了一张“卖身契”,内容是：1943年在厦门家乡新埯村一个姓刘的人家将自己 8个月大的儿子(这个男孩就是我) 卖给邱琼英(这时才知道她是我的养母)。她用当时的中华民国七千元买下我，和我的姐姐(多少钱不知道)，她是要用来顶替在逃难中死去的儿女。晴天霹雳，惊震之下, 我才知道我和比我大几岁的姐姐都是买来的。就这样, 促使我有了回国寻亲欲望。

    1964年初我终于得到我姐姐和舅舅的同意照顾我的养母，让我回国升学。我幸运地考上昆明工学院采选系选矿专业，但遇上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年我借助学生串连的期间，到广州美术学院去探亲，寻找我的三姑妈黄君珊(批注 2)。因为我回国后在昆明时联系上她们，每月还寄15元人民币给我作生活费，借此机会，我进一步向我的姑姑了解到我的养母和养父(她的同胞哥哥黄德猛)一家所遭受的苦难。我深深地同情我养母一生的不幸遭遇 。

被日军炸毁的仰光码头

    1967年,国内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我跑回我养母的家乡，也是我姐姐的亲生父母的住地。因为我回国时，曾答应回家乡看望她们，同时也想顺道寻找我自己的亲生父母的下落。

    在家乡热心的乡亲们告知我：1942年由缅甸逃难回来的华侨邱琼英(我的养母)透过乡亲的介绍买下了一个8个月大的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我) 和一个 6岁左右的女孩(她就是和我同命运的姐姐), 听她的目的，是要带我们回缅甸仰光。

    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 消息很快传到家乡。1946年，我的养母，带着我和姐姐跟随集美号大轮船复员返回缅甸仰光，投靠她的母亲，我的外婆家(仰光第22条街下段)。

    然而，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家里有一台从战前肥皂厂搬来的废铁般的冲压机，它是用来冲印肥皂唛头用的。据我的外婆说是分遗产，分配给我的养母。每当她呆眼看着那台废物, 就会触景生情，大声啼哭，凄凉地叫喊她的丈夫的名字“德猛啊! 德猛啊！”……，日子久了，她就患上了神精病。我的舅舅只好送她进了仰光郊区九咪半的神精病医院。开始的时候，舅舅还能承担住院费，后来他的生活有困难，在无法承受医药费之下，只好疏通警察，说是在街上把她抓进医院的。这样就可以免费医疗，但是服务和吃住是和坐牢没有相差。所以，每个星期日，我和姐姐带着较好吃的饭菜去探望她，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她也认不出我是她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她就在那凄凉的神精病院里像坐牢似地渡过她悲惨的后半生，1969年病逝, 终年不到60岁. 那时候我还在昆明读书。

    我在缅甸生活的这段日子，因养母有病，我们要靠舅舅给我外婆的生活费用过日子，所以我从七八岁懂事开始，就半工半读，曾经是上街叫卖「油炸饼」的小贩，也曾在「新仰光晚报」当拆报纸工人，来帮补自已上学的学习费用。

    我很同情我的养母一生不幸的遭遇，她是无辜的，她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下的一个牺牲品！ 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证! 也促使我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但是，当今的日本安培晋三政府却妄想抹掉这段历史事实，真是痴心妄想!

    历史是不会说谎，那段劫难辛酸的岁月，谁都不会忘记。日本当政者只有承认历史，放下包袱，才是正道！

注 1: 「六联团」是缅华救亡宣传工作团、华侨业余社, 、缅华妇女协会、缅华店员救亡联合会和缅华歌咏工作者联合会六个群众性团体的大联合。

注 2: 新中国成立后,黄君珊和她的丈夫胡一川曾派往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工作，而后被调派广州美术学院建院和担任领导工作。他们的革命事迹, 请查阅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刘琳女士着「福建华侨抗日名杰列传(中册: 胡一川篇) 或到 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革命纪念馆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