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八一子弟

    我生命中的那几个重要日子

    ——回忆我的父亲毛泽东

    李敏

    按说，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莫过于自己的生日。不过，关于我的生日却有诸多说法。有说1936年农历八月的，有说1936年冬季的，也有说是1937年初。总之，从年份到月份、日期都有争议。其实，生日清楚与不清楚也无关大局。反正，我在那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和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样：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哇哇啼哭了，活下来了……

所以，下面我要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人过生日要图个整数，国家也是一样。在我生命中有那么几个重要的日子，恰巧是在国庆度过的。

１９４９年春天，我和岸青哥哥一起，由来华负责《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编纂工作的苏联哲学家尤金教授带领，从沈阳来到北平，在香山双清别墅，我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毛泽东。

“过来，这就是你们的爸爸，给你发电报的毛主席。快叫爸爸，快叫呀！”——旁边有叔叔笑着对我说。

“爸爸！”我扑上前去叫道。爸爸把我抱了起来，“娇娃！……”我除了笑，还是笑。爸爸说的是中国话，而且还有浓重的湖南口音，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因为刚从苏联回来不久，那时只习惯于俄语。

尽管语言不通，但这并不影响父女的感情交流。我终于又见到了爸爸！他就是我离别八年的爸爸！去苏联找妈妈贺子珍的时候，我还是个三岁的幼儿，现在已是十二岁的女孩子了。

那时，爸爸正忙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新中国成立大事。香山的家里，只剩岸青哥哥、我，还有爸爸身边工作人员的几个孩子。像所有父亲一样，爸爸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们。一到会议休息，他就打电话问问，或派人回来看看，报个平安。尽管每天会议结束他都回家，可还是放不下心来。

到了夏天，我随爸爸搬到城里的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爸爸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１９５９年，国庆十周年，对于毛家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年头。这一年，爸爸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祭扫了父母坟墓，然后在庐山与分离二十二年的我的妈妈贺子珍见了面，下山后又为我主持了婚礼。

我的婚礼是夏天在中南海家中举行的。来宾有三十多人——其中有爸爸妈妈的老战友蔡妈妈、邓妈妈，爸爸尊敬的表哥和老师王季范，还有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爸爸委托管理员采办三桌酒席，每桌八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外，没有别的。当时我和爱人孔令华都在上学，没有收入。所以我就觉得太让爸爸破费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那天爸爸特别高兴，亲自主持婚礼。他举着酒杯向我和令华祝福道：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还特别对女婿说了一句：“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爸爸的心意我懂：他把对妈妈的关心和思念全部给了我，尽到了而且超越了一位做父亲的责任。只要我过得好，妈妈就高兴。妈妈高兴，爸爸也就从中得到宽慰。

比较特别的是，这一年还为爸爸过了六十六岁生日。据说，这个岁数是很吉利的，说是“六六大寿”应该祝贺。为老人祝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以前无论我们怎样劝说，都被爸爸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次正逢爸爸生日。餐桌上除了与往日相同的几样小菜以外，还有刚刚煮好的面条汤。保健医生王医生陪爸爸一起吃饭，爸爸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有一年，工作人员事先未征得爸爸的同意，办了一个稍稍像点样的生日宴席。结果遭到爸爸严厉批评。他拒绝出席寿宴，无论怎样解释、劝说都没有用。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还真不给大家“面子”。

也许是这年心中几大愿望得以实现起了作用，这次爸爸居然同意举办生日庆祝活动了！我们心里喜气洋洋，真有一番过节的热闹气氛。那天，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工作人员都在，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因此，厨房的叔叔就准备了两桌比平时要稍丰富些的菜肴，还有长寿面。

饭后，爸爸要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大家一听说要照相，都非常高兴地聚拢过来。那天，爸爸尤其喜欢和孩子们说笑、逗乐。也许，这是为爸爸办的一次最“豪华”的寿宴。那欢乐的场面，热闹的气氛，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随后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爸爸变得寡言少语，我们很少听得到那乐呵呵的笑声了。爸爸爱吃猪肉，而当时他每月粮食定额二十四斤。于是，他不吃肉，多吃菜，每天顶多三两米饭，这样省下一些给我和妹妹。

在爸爸那次过生日四年后，我就搬出了中南海，见到爸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往往只能在电影纪录片上看到爸爸。不过这也说明：他的女儿真正成为亿万中国老百姓的一员了。

记得有一次，我辗转托人，好不容易见到爸爸。他嗔怪我道：娇娃，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我自嘲地说：（这里）门槛高了，不好进了。而心里，我是多么怀念过去那些温暖人心的父女团聚的日子！作为女儿，作为普通百姓，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而骄傲——这是生活对我的偏爱。

１９６９年，国庆二十周年过后不久，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国防科委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决定，机关干部“一锅端”，去位于河南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我是其中一员。那天晚上为第一批同事送行时，我还记得，当年妈妈贺子珍在长征中舍命为其遮挡敌机炸弹的钟赤兵同志也来了，他是“靠边站”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这位我军中少有的独腿将军由夫人陪着，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送别。他见到我，问：“你去那里干什么？”“我去种菜。”“我残废了，不能劳动。我去给你们看门吧！”他笑着对大家说。

随后，我买好火车票，安排好一切后，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国防科委干校撤销，我回到北京。此后的爸爸，一下子比过去苍老了很多。记得爸爸八十大寿时，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及各界人士都纷纷发来贺电、贺信。而国内，到处都是静悄悄的，一点祝寿的动静都没有。

爸爸没有等到自己的八十三岁生日。他去世后的几年间，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既严格又慈祥，既深沉又风趣，既非凡又平凡的，我的爸爸……

每年到爸爸的生日，我都要上他长眠的地方看看。九十岁诞辰、一百岁、一百一十岁……日子流水般飞速过去。望着那片中国乃至世界最开阔的广场，似乎又响起爸爸的声音：

“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１９７９年，国庆三十周年。这年，我的妈妈贺子珍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如愿来到北京。可惜的是，七十岁的她此前因中风而半身不遂，无法用走过万里长征和远赴异国的双脚丈量首都的土地。就在国庆日前夕，我和家人、朋友陪妈妈来到天安门广场。位于广场中央的毛主席纪念堂将迎来建成后最特殊的一位来宾。

出发前，大家对妈妈做起了工作：

贺妈妈，到了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妈妈频频点头。然而，在水晶棺前，泪水还是涌了出来。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妈妈沉默着。

我也哭了。三年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那天，他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就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当时我泪水模糊，不解其意。事后，有朋友说：“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

１９８９年，国庆四十周年前后，我和丈夫令华开始筹划一件事情——为爸爸百年诞辰出一本画册。与日俱增的思念，让我们觉得必须做点什么。三年后，画册《怀念》出版，在章节上比较新颖地分为家庭、父爱和乡情等部分，算是我们献给爸爸的一份心意。

１９９９年，国庆五十周年之际，我在朋友的协助下，完成了《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我又一次深深地沉浸于那逝去的岁月里，但是已能够平静地面对那重忆起的一切，包括那些辛酸与灵魂上经历的痛苦。爸爸不会被封存在历史中，人们对他的思念将一直继续下去。

今年是２００９年，即将迎来国庆六十周年。此前，我随同学们重返俄罗斯，回到阔别六十年的国际儿童院，当年和妈妈、哥哥一起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年来，总有素不相识的人来看我，我在各地也会遇到热情的人们，听大家讲述对爸爸的怀念。六十年，中国的说法叫一个甲子，是一个不短的周期。大树越高，树根就越值得敬畏——爸爸为国家、民族以及世界所做的一切，将长久被后人所追怀。

每天在日常生活的溪流中经历着时间的流逝，我感到爸爸的精神越来越强烈地笼罩着我。六十年前，我在北平重新回到爸爸的怀抱，从此按他老人家的教导生活：“夹着尾巴做人”，直到今天，直到永远。这是我所能做到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本文由李敏之女孔东梅提供）

李敏简历

毛泽东之女。生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1941年被送往苏联与母亲贺子珍团聚，1947年回国。195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64年入伍，历任国防科委八局参谋，政治部副主任；1983年调总政治部直工部。1998年至2003年，任北京市政协九届委员、十届常委；2003年至今，任全国政协十届、十一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