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黄河》壮歌激荡伊江--缅华战工队成立及其活动简编

蔡子琛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美、英旋即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同时，日军分兵进犯东南亚各国，妄图把菲律宾、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缅甸等国“收入囊中”，再从南部染指中国大西南，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18日夜，日军越过缅泰边界进入缅甸最南端的热带丛林；19日，日军攻占丹那沙林地区的3个机场；23至25日，日军开始空袭轰炸缅甸首都仰光，终于把战火烧向缅甸。

    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发展态势，指出：“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个正确方向指引下，南洋各地广大爱国华侨毅然挑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将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当地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力量联合起来。

    一支由国内进步团体领导，旅缅热血华侨青年参加，高举反法西斯大旗，以标语传单、演说歌咏为武器的文化工作队伍，活跃在伊洛瓦底江畔，站到反法西斯斗争最前沿，这就是“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在仰光酝酿成立时叫“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在南洋华侨抗日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战斗作用。

    战工队在怎样的形势下成立？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发生了哪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在抗日洪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其事迹值得后人珍视、缅怀和敬仰。

一、时局风云

㈠ 日军阴谋切路断援
    缅甸战略地位显要，是英美盟军在亚洲大陆南翼的屏障。滇缅公路又是美国向抗战的中国运输战争物资的唯一陆路通道，日军早就对此虎视眈眈，图谋侵占。一旦日本入侵缅甸得逞，意味着滇缅公路这条国际援助动脉将被拦腰斩断；意味着盟国的石油、钢铁、武器、药品将无法通过陆路运往中国；意味着中国抗日军队将中断供给、弹尽粮绝；意味着中国的后方大西南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枪炮之下。

    而缅英殖民当局作法自毙，一方面对日本的军事力量和战略意图估计不足，情报不确；部署兵力不足，也无采取主动防御策略，更缺乏有效的防空措施；另一方面仍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从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利益出发坐山观虎斗，对我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置身事外不予积极支持，甚至为了取悦日本，制造种种障碍，如对美国援华物资强抽过境税；封锁滇缅公路长达三个月，使输往中国的抗日急需物品无法运送。

㈡ 缅人仇英甚于恨日
    缅甸从19世纪末沦为英属地，缅甸人民从上层人士至普通百姓、各种政治团体（包括左翼的），对英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怀有刻骨仇恨，以致遮住了他们识别时局的眼睛，妨碍他们正确地判断二战以来的国际形势变化，未能认清法西斯的侵略本质和危险，暂时未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最凶恶的日本侵略者。

    1940年为躲避缅英殖民当局通缉追捕的缅甸政治活动家，来到中国厦门寻求外国援助，不幸被日本特务拦截。日本为实现其侵缅入华的战略意图，以支持允诺缅甸独立诱骗他接受日本援助，协助日本攻打缅甸驱逐英帝。他即偕同29名青年到日本接受军事训练，并在泰国组建缅甸独立军，于1941年12月27日引领日寇进军缅甸（后来独立军发觉日本自食其言，便改弦更张转与英美盟军合作反日）。

    缅甸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充满痛恨，没有人愿意帮英国和日本打仗。守缅英军在毫无准备和防御的情况下，又得不到缅甸人民的支持，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而节节败退，只能眼眼睁睁地看着米字旗被踩在日军铁蹄之下。

㈢ 缅华抗日救亡高涨
    1937年“七七”抗战以后，缅甸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各地华侨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团结各界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和救助受难同胞。缅甸华侨先后劝募200万元公债汇交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缅华救灾总会在缅华社会中开展捐资献物运动，仅用3个月募得大批款项和新旧衣服33万多件、麻袋8万多条和药品33箱，及时发回祖国。当缅英殖民当局封闭滇缅公路时，缅华“文救会”与华文报和缅文报一道，呼吁华侨、缅甸人、印度人联合向缅英殖民当局请愿，迫使缅英殖民当局不得不重新开放滇缅公路。 1941年“一•二八”抗战纪念日这天，19个缅华团体在仰光举行大会纪念。针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在会上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纲领。丘廑兢先生以大会主席名义通电重庆国民党政府，表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呼吁“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华爱国侨胞纷纷响应陈嘉庚先生关于“南洋各国华侨动员起来，组织力量就地参加对日作战”的紧急号召，投身到抗日斗争，与缅印英人民一起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㈣ 受命疏散南洋到缅
    中共南方局基于对时局的判断和对未来战局的前瞻，紧密了和缅甸爱国进步华侨的联系，从此，缅甸华侨爱国进步运动便有了能人志士的组织指导，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逐步发展壮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对民主党派和文艺界进步人士大肆迫害和打击，再掀反共高潮，国内一片“白色恐怖”。2月的一天，周恩来找来《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即张光年）交托任务，说服张：“你不去香港，你去仰光。那里人少，需要一些同志去开辟工作。”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根据周恩来关于“荫蔽精干，以待时机”的精神，安排国内一批文化、新闻界进步人士疏散到缅甸，开展统战、文化和青年工作。文化界除张光年外，有赵沨、李凌；新闻界有毕朔望、徐迈进、刘惠之、任以沛、黄雨秋、魏磊等。他们的到来，把人民民主、抗日统一战线的清新思想带给了缅甸侨胞。

    这批南下同志能力强、办法多，在当地爱国进步华侨的帮助下，以仰华公学（由杨章熹、郑祥鹏参照陕北公学模式办学，专门招收穷人子弟）为活动据点和联络站，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们利用办报刊、办班教歌，讲析抗日战局，讲评国内外形势，讲解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华侨文化界和华侨青年开展从事抗日反法西斯的文化活动，宣传抗战救国，支持祖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们还协助当地华侨发展进步教育事业，通过举办社会科学讲座、开展文艺活动，提高华侨青年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为进一步推动华侨爱国进步文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也为后来建立战工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光年抵仰后不久，与黄雨秋、陈杰夫一起创办每周出版一期的时事性、文化综合性的《新知周刊》，刊载祖国抗日战争新闻，宣传抗日、民主、团结与进步，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主编张光年、专职编辑黄雨秋、助手林季阳（伍虹）、兼职记者陈杰夫、经理杜正平。张光年除用化名写杂文，还以“光未然”笔名连载《文学讲座》；毕朔望撰写国际时事述评；黄雨秋化名发表题为“华北抗日风景线”的华北游击区记事；还刊登过冯玉祥将军惠赐的雅俗共赏诗篇。陈杰夫缅文好，主要搞外联。

    《新知周刊》在华侨青年中间赢得众多热心读者，先后共出版了25期，最多时每期发行约3000份。当时仰光有华侨近4万人，差不多每10个华侨当中就有一份《新知周刊》，足见其影响面之广。

    曼德勒是缅甸故都，与仰光有铁路相通，仰光报纸可朝发夕至。刘惠之、徐迈进、毕朔望、任以沛，和华侨文化界老前辈黄绰卿、黄重远及张培道、容希文等联手创办《曼德勒周报》。随着战局恶化从下缅疏散来的人越来越多，《曼德勒周报》便改版为日出一张的四开《侨商报》。仰光《新知周刊》与曼德勒《侨商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共同宣传抗日。

    赵沨（化名赵季文）在仰华公学任教（后被派往勃固华侨学校，化名赵天民），教国文和音乐，指导爱好音乐的王一芒等华侨青年学习乐理和钢琴，还在缅华进步青年集聚的伊江合唱团兼教唱歌和指挥，“通过唱歌为抗战和广大群众服务”（周恩来语），间而为《新知周刊》翻译一些外文稿。李凌为筹备《新音乐》海外版复刊，到一个小印刷厂去工作，学习捡铅字、排版和机械化的印刷术。赵沨与李凌和当地华侨进步音乐工作者陈杰夫、郑翔鹏、吴曲夫一起成立了新音乐仰光分社，出版《新音乐（海外版）》。

㈤ 仰光筹建抗日团队
    在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缅甸危及的艰难情势下，仰光华侨爱国团体骨干，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法西斯广泛统一战线的号召，高举“中、缅、印、英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保卫缅甸”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旗帜，一面在仰光市区悬挂、张贴抗日的横幅和标语，宣传防空知识和救护知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一面着手酝酿筹备成立一支以缅甸华侨青年和华侨爱国人士为主体，从事反法西斯抗日宣传活动的革命团体，起名“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简称“服务团”）。

    1941年12月23日日机空袭仰光时，张光年等人正在南勃陀街华侨书报社举行座谈会，研究筹组“服务团”事宜，魏磊和陈尊法代表西荷坦街仰华公学参会。会后，魏磊领导的美术小组即首先开展活动，绘制大幅抗日宣传画，由美术班学员分头上街张贴，拉开了“服务团”在仰抗日宣传活动的帷幕。

    25日仰光再次遭到日机猛烈的空袭轰炸，市民死伤惨重，屡遭败绩的英军完全丧失坚守缅甸的意志，仓皇撤退。缅英殖民当局的行政机构和城市交通也陷于瘫痪，只有从仰光到内地的火车尚还开行，居民们纷纷弃家逃离，向曼德勒、眉苗等地疏散。仰光一片混乱，仰华公学停校，《新知周刊》停刊，已无法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刚刚成立的“服务团”遂决定转移阵地，由张光年、李凌、赵沨、李国华（化名老苏）、郑祥鹏等率领，在日军逼近仰光前夕撤离仰光，乘火车向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进发，以完成“服务团”的组建，继续坚持斗争。

㈥ 瓦城亮旗开展宣传
    在张培道等侨领多年努力之下，曼德勒华侨进步团体已经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上层统战工作也做得较好。先期到曼德勒的队员暂以“服务团”属下的一支队伍开展活动。1942年1月，仰光和勃生等地的进步侨团骨干抵达后即举行成立大会，宣告“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正式成立，弃用“服务团”名。战工队领导由队委六人组成：张光年、魏磊、李凌、赵沨、郑祥鹏和黄雨秋。张光年为总领队、魏磊兼任队长、李凌和赵沨兼任音乐指导。下设两个分队：第一分队负责宣传演出，由黄雨秋兼任政治指导员，吴章彬任队长；第二分队负责后勤和安全保卫，由郑祥鹏兼任政治指导员，贾寅鸣任队长（后来贾随一分队参加巡回演出，乃由范正率领二分队留守队部和挖掘防空壕）。陈杰夫则担任翻译和对外联络工作。

    战工队队员约80人，大多为缅甸华侨热血青年，来自四面八方，有国内进步文化界人士；有共产党员、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队员、青年学习社社员；有侨团、侨校骨干；有工人、店员、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以及正在念书的学生。战工队不乏兄弟姐妹，也有的是师生关系。战工队队员个个洋溢着高昂的爱国热情，有的能写会画、有的能歌善舞、有的会说缅语精通英文，可谓人才济济，不仅政治素质好，而且各有专长，上街宣传时，可以用几种语言（加上侨乡方言）演讲，担当各种角色。他们多数是第一次离家，到战工队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一同学习时事、一同排练节目，一同上街游行示威，干起工作不分昼夜、不辞辛苦。队友陈宏辉曾回忆道：“我初到战工队印象最深的是，在缅甸等级分明的社会里，出现一个团结友爱的新型关系战斗集体。这里的领导与队员打成一片，互称同志，关系融洽，亲密无间。大家睡地铺，同吃一锅饭菜。……青年人在一起有说有笑，蹦蹦跳跳，朝气蓬勃。战工队就像一座革命的大熔炉，锻炼人的思想意志，在斗争中增强才干。”

二、唤起民众

㈠ 安营云南会馆
    刚到曼德勒时暂在福建会馆，后来人数增多，便迁往比较宽敞的云南会馆。云南会馆是滇商盖的一座中国宫殿式三进大院，院中有一间大房子，院后还有广阔的场地，可以用来做合唱排练和话剧排演时走台、彩排和预演之用。

    战工队是文化工作队而非武装部队，其主要任务是深入群众做抗日宣传，诸如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讲防空救护常识、排练和演出节目、巡回公演《黄河大合唱》和其它抗日歌曲等。战工队的抗日宣传活动不仅得到当地侨领、广大侨胞的热情支持，也得到缅甸僧侣界的同情支持，经费上得到爱国侨胞的热心赞助，所以成立不久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队员们平时除学习国际时事和政治理论外，大部分时间白天外出宣传，晚上举行舞台演出，还要抽空绘制海报、誊印宣传材料和编制图片展板、制作舞台灯光道具以及排练演出节目等等。张光年负责编剧本，如揭露日本法西斯野蛮暴行的活报诗剧《团结起来》，歌颂妻子送丈夫上前线打鬼子的小歌剧《黄花曲》（田冲谱曲）等；李凌主管舞美设计、灯光；赵沨身兼多职，集导演、演员、独唱、指挥于一身。

㈡ 上街游行宣传
    1942年2月初，战工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除了队员和当地侨领们及几所侨校的师生外，许多缅甸僧侣、青年和文化人士，不分民族，自动集合在战工队宽大的横幅旗帜下，轮番用华语和缅语高呼口号，沿途还张贴和散发用中、缅、英文印制的标语、传单。“团结起来，彻底消灭野蛮的日本侵略者!”“打倒人类的共同敌人日本军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缅甸!”“支援英国、美国和苏联!”“中国军队（指入缅远征军）是来支持我们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是缅甸的战友!”“民主力量必胜!法西斯必败!”响彻寰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撼人心。

    每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区或十字路口，战工队就把张贴有大量纪实图片的《日寇暴行录》展板悬挂出来，唤起人们对侵略者的仇恨。等围观的群众较多时，立即举行演讲会，用外文朗读《战工队宣言》和发表演说，缅甸进步人士、爱国僧侣和青年也带头慷慨陈词，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在演讲间隙，队员们不仅自己演唱，还向群众教唱《保卫缅甸》和《消灭日本法西斯》等经陈杰夫翻译成缅文的抗日歌曲。歌声响起，立即吸引了很多观众。战工队的演出，不仅面向华侨，也面向缅甸人民和印侨、英侨，旨在号召华、缅、印、英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斗，配合英国盟军和中国远征军反击日本法西斯的进攻。

㈢ 连日义演《黄河》
    《黄河大合唱》是部催人奋进、激昂斗志的好作品。在曼德勒的一个多月里，除了街头宣传也在舞台上公演《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先是在云南会馆舞台、学校大厅里演，后来还到电影院里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缅甸华侨青年组织战时工作队。图为工作队高举队旗在曼德勒市街头宣传抗日。走在队伍前面的是著名诗人张光年（光未然） 

    1942年农历春节（2月中旬），战工队经过精心准备，在云南会馆舞台连续公演三天，招待华侨和缅甸僧侣及各界人士，重头节目是《黄河大合唱》。为使观众便于了解歌曲内容，演出前都用缅语或英语作简扼介绍。演出时由张光年登台朗诵，赵沨指挥，李凌负责舞台监督和乐队指导，灯光布景由吴学诚、魏磊、蔡时敏、陈尊法等负责，吴章彬独唱《黄河颂》，陶淑宜独唱《黄河怨》。尽管由于条件限制，乐器不多比较简陋，只有小提琴、笛子和锣、鼓等打击乐器，但队员们情绪饱满，认真演唱，配上恰到好处的灯光效果，演出获得成功。当唱到“全世界受难的人民，发出战争的警号”时，灯光随歌声的节拍同步闪烁，全场顿时沸腾起来，气氛激奋，掌声雷动，同仇敌忾地高呼：“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这是《黄河大合唱》问世以来在国外的首场演出，以其雷霆般的磅礴气势，史诗般的英雄气概，充满激情的歌词和雄壮优美的旋律，唱响了东南亚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斗号角，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给观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电影院的公演还有一点票房收入，既达到宣传抗日的目的，又贴补战工队的开销，工作开始走上轨道，生活也得到改善。

㈣ 缅北巡回义演
    2月下旬曼德勒春节公演结束后，战工队沿铁路线到缅北的眉苗（现改名“彬乌仑”）、叫脉、西保、腊戍和实皆等重镇进行巡回义演，每个城镇义演一、二天。有缅东北各地侨团的热情协助并得铁路当局的大力支持，巡回义演得以按预定计划进行。战工队每到一地悬挂《日寇暴行录》图片展板，以真实记录的照片揭露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张贴和散发用中、英、缅三种文字印刷的《战工队宣言》和抗日标语、传单，发表街头演说。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团结起来》和《黄花曲》等节目受到普遍欢迎，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在叫脉和西保演出时，应当地闽籍侨胞的要求，临时增演了用闽南话演唱的民歌和抗战歌曲，听众倍感亲切，拉近了距离。气势恢弘的《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和其他抗战歌曲，不仅激发了缅华侨胞坚决抗日救亡的热情，也鼓舞了缅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抗战卫国气氛异常高涨。

㈤ 拜会法师恳谈
    为争取缅甸上层人士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考虑在日军占缅后开展敌后游击战，战工队负责人张光年、赵沨、郑祥鹏及翻译陈杰夫前往拜会缅甸青年僧侣协会（实际上是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政党）的两位法师领导，向他们介绍欧洲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并阐述统一战线的意义和重大作用，以及对民族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等，并向他们传递战工队乐于跟他们合作的愿望。法师俩听得很有兴致，赞同所言，但在联英抗日问题上则不予认同，“我们宁可做东洋人的亡国奴，也不做英国人的亡国奴，我们不会帮英国人。”言谈话语中表明缅甸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深恶痛绝，积怨太深，不理解也不接受联英抗日的统战主张。两位法师认为战工队都是好人，不反对抗日，还说：“你们可以到我的寺庙里来，作为我的客人可以长期住在这里，即便日本人把整个城市都占领了，也不敢到我的寺庙里来逮捕你们。” 经过战工队同缅甸僧协法师的多次推诚恳谈，终于把他们可以发动多少群众，可以在中国朋友帮助下在什么地方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和设想，充分信任地和盘托出。通过访问，使战工队进一步了解了缅甸人民和缅甸上层人士对抗日的看法，从而加深了对宣传工作的必要性及其艰巨性的认识。

㈥ 慰劳中英军队
    战工队从坚持团结抗日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则立场出发，非常注意对驻缅英军和抵缅协同英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团结和支援工作，同他们保持良好的联系。

    在第一站眉苗，战工队专门在大戏院举行慰劳英军的专场演出。尽管节目是用华语说唱，但因在演出前用英语作了简要介绍，《黄河大合唱》的雄壮激昂的歌声和《团结起来》的通俗情节均为士兵观众所理解和欣赏。演出后，英军将士起立报以掌声感谢。英军当局特免费为战工队外出巡回演出提供了运输工具。

    在上缅甸巡回演出时，听说中国军队已开进缅甸，战工队当即决定到靠近云南的腊戍去做宣传演出。腊戍的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是滇缅公路上的枢纽，故在腊戍有很多国民党机构：专门接受美援物资的；管理进出口贸易的；资源委员会出口钨沙、锡锭，也是通过腊戍运往国外；美援物资也要通过腊戍运往内地，有很多中国的运输队司机、办事机构人员住在这里，满街都是中国人。战工队抓住地利人缘开展抗日宣传，专为交通运输总队单独演出了两场，运输队司机和士兵们看了演出非常高兴，连在场维持秩序并监视战工队的宪兵们，也跟着欢呼雀跃。演出后交通运输总队领导付给了比较丰厚的报酬，也算是对战工队经济上的支持。

    我国远征军第五军初抵曼德勒时因语言障碍遇到种种困难，战工队即派员担纲缅、英文翻译，帮助远征军同英军当局和有关方面联系，解决汽油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受到第五军方面的赞赏。战工队还为远征军举行演出，在腊戌戏院欢迎杜聿明军长大会上，由李凌指挥战工队队员高唱欢迎歌曲慰劳出征将士，鼓舞士气，反映很好。3月底战工队结束巡回演出返抵曼德勒时，听说附近战地医院有一批远征军的伤兵员，便携带慰问品专程到医院慰问，并为他们表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使官兵们深受感动。

㈦ 队伍发展壮大
    随着参加战工队的人员增多，根据工作需要，在原有两分队基础上分为三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合唱、话剧等宣传演出；第二分队负责联系、动员等工作，深入到农村，发动中、缅、印各族人民参加抗战；第三分队仍驻守队部和后勤。第一分队巡演过程已经形成一台比较固定的节目：诗剧《团结起来》、小歌剧《黄花曲》和独唱等，最后是百人合唱《黄河大合唱》压轴。这些节目很受观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演出宣传效果。第二分队在缅僧带领下，以缅语、英语为媒介，深入农村、乡镇访问，联络群众，组织缅甸青年传唱译成缅语的抗战歌曲。在热情的宣传鼓动下，缅甸青年僧人也群情激昂，派出不少和尚为战工队当翻译、任向导。

    战工队工作迅速开展，得到广大华侨和缅甸人民的欢迎和支持，仅仅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就在这座安谧宁静的曼德勒掀起了抗日的热浪，伊洛瓦底江终于发出怒吼了! 中缅人民团结抗日的统战力量开始形成。当时有位僧协法师不无感慨地说：“这样的抗日宣传工作，早三个月开展，形势就更有利于我们。”

    战工队巡回义演后，回到曼德勒一边作总结适度休整，一边准备作汇报公演，并制订了沿缅北铁路线到杰打、密支那一带巡演的计划。

㈧ 空袭遇难撤离
    1942年4月3日上午，正当战工队队员在云南会馆举行工作总结大会，倾听赵沨做形势报告时，日军轰炸机突然空袭，狂轰滥炸车站、市中心、云南会馆、故皇城。据说，日军敌机是冲着抵缅号召中国军人拼死御敌的蒋介石来的。炸弹、机枪子弹接二连三落在云南会馆，爆炸轰鸣作响。战工队领导立即招呼大家躲进防空壕，幸好躲避及时绝大部分队员安然无恙逃过这场劫难。然而，当大家走出防空壕清点人数时，发现煮饭的杨师傅已倒在血泊中，李乃也牺牲了，尹坚君、陶朔玉、黄君珊三位女队员受了重伤（尹坚君不久因失血过多去世），李凌妻陈云凤抱在怀里的小女妲娜也被飞来的弹片灼伤了口部。战工队所有演出道具、服装、乐器……全被烧毁，损失严重。

    轰炸后，木房居多的曼德勒城顷刻火烧连营变成火海，剩下废墟一片，尸横满街，加上盗匪横行又传闻瘟疫流行，人心惶惶，当地居民和侨胞弃逃一空。当天下午，青年僧人协会的两位法师穿过全城到处皆是的火场和废墟，赶到云南会馆找到张光年，恳切地邀请战工队迁往大寺院，说这是协会领导机构共同的心愿，考虑到转赴八莫继续战斗的计划，张光年婉言辞谢了。

    4月3日的轰炸，标志着缅甸战局的迅速恶化，也是战工队的一个转折点。战工队领导经多方面考虑，不得不被迫作出撤离曼德勒的决定，以适应战时瞬变的形势。当天傍晚，战工队安葬了不幸牺牲的三位队友，便检点行装，整好队容撤离到郊外，分成几个独立作战小队，兵分两路向目的地进发：一小部分队员在缅甸僧人协会的帮助下，从东北边境小道溯伊洛瓦底江，护送两位重伤员到缅北密支那护理疗养；其余大部分队员则乘船前往缅北另一重镇八莫，开辟新的基地继续开展抗日活动。

    陈杰夫在护送最后一批战工队员和群众从缅北撤退回国时，遭遇日军的阻击，身负重伤被迫滞留缅甸，隐蔽下来。在此期间，他和一些进步青年在仰光组织了“青年学习社”，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以华侨革命分子身份与以翁山先生为首的包括缅甸共产党在内的缅甸人民革命党派进行接触，为开创中缅两国革命党派建立联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战略转移

㈠ 离开八莫北上
    4月4日轰炸后第二天，战工队和《侨商报》的同志乘搭轮船沿伊洛瓦底江北上奔八莫镇。好不容易安全到达八莫，而战事发展始料不及，迎接他们的是一系列坏消息：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失利，日军正迅速向北挺进，侨胞们纷纷携眷星夜逃回云南，八莫已非久留的安全之地。

    因缺少运输工具只能步行，而步行速度慢目标大，徒步往东走滇缅公路已不可能。战工队面前只有另两条路可选：一条从八莫北上到密支那，然后步行穿过高黎贡山（大雪山）回云南；另一条从八莫走缅印公路绕道去印度。后方案一是路上危险；二是对印度情况不明。战工队和《侨商报》领导们日夜聚商审时度势，为保护有生力量，遂作出按第一方案撤退回国的决定：选派吴学诚率年纪较轻的王汉斌、陈尊法、蔡时敏、王一芒等为先遣队，随同刘惠之、徐迈进、李国华率《侨商报》同仁一起乘汽车沿滇缅公路撤回昆明；由张光年、赵沨和郑祥鹏等率战工队约60人前往密支那，同先期到那里的队员和伤员会合后从密支那过江，沿几百年踏出来的山间马帮小道走回云南。

    离开八莫前，队员们念念不忘并肩作战牺牲的战友，在住处布置了摆满洁白鲜花的灵堂，打算为死难队友举行肃穆的悼念会，但后因世局紧迫不容耽搁，悼念会无法召开，人船到八莫彼岸后才得以举行，全体队员含泪边唱“这虽是黑暗的尽头，也就是光明的开始……”挽歌，边徒步行进。

㈡ 会合在密支那
    从广播里得悉曼德勒和八莫相继沦陷，日军骑兵正向缅北兼程进发，妄图切断我国入缅部队的供应线，也就是切断战工队的回归路。战工队的紧迫任务就是要与日军骑兵比速度，抢在日军前面抵达密支那渡江，早一步跨入边境的丛山密林中。

    密支那大桥上有中国军队看守，只放行远征军人员和中国政府驻缅机关人员，而将老百姓拒之桥外。亏得战工队早有准备：由杨章熹在密支那江边盖了几间草房，把早些时候转移到密支那的100多个衣物箱子贮存起来，并安顿好护理两位女伤员的小组。大部队人员抵密与小组队友会合后，伤员陶朔玉、黄君珊归队。经队领导多方努力，靠当地朋友奔走，把江边的几间草房，连同里边的100多个衣物箱（其中不乏贵重东西）抵出，换得两条木船，5日清晨将60多位战工队队员连同伤员一起渡运到彼岸。

    战工队登岸后又分乘卡车走了一段路程，直到山林深处高山挡路卡车无法前进，这才舍车登山。全体队员步行，沿着马帮小道向滇西高原的崇山峻岭进发。为了便于隐蔽，行动方便，60人分为六个组。行军中各组保持一定距离，随时同领队组（张光年、赵沨、郑祥鹏所在组）保持联系。李凌带先遣组在前方探路，三岔路口作标志。队伍在星光下急走，在人丛中穿行。开头两三天，不断有敌机在空中盘旋追踪，有时还俯冲扫射和扔炸弹。事后才知就在战工队撤离密支那的第三天日军铁蹄就踏进了八莫镇。为了躲避敌机，队伍不得不昼宿夜行。

㈢ 登上高黎贡山
    走到高黎贡山脚下，再往前就是杳无人烟的山区。在山下小镇作稍事休息，战工队领导决定分头备齐行装：每个队员用白布做成米袋，背几斤大米，再带上两盒火柴和一点食盐，每组带常用药品，一再嘱咐大家要小心保护不要丢弃。

    高黎贡山地处滇缅边境，属亚热带气候，虽是初夏却已十分炎热。这里山高林密，所要走的马帮小道蜿蜒在崎岖险峻的道道山梁和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山中气象变幻无常：时而骄阳似火，烤得人口干舌燥，七窍生烟；时而瘴雾迷漫，头发衣服全身湿透，几乎可以拧出水来；时而大雨滂沱，简直像是行走在茫茫的水幕之中，队员之间看不清也听不见，只有手牵着手才不致掉队。那路上的苦楚、艰难，令人难以想象，更何况还有伤员。黄君珊胸部伤口尚未愈合，由陈树华、许曼夫俩棒小伙抬着，还有几个病号需要照顾。原先一天可走20公里，后来只能走10公里乃至5公里。有的地方不是走，几乎是互相搀扶着蹒跚往前挪步。上坡不易，下坡更难，得用手攀着枝条藤蔓，坐在地上慢慢地往下滑。

    最要命的是缺水。山坡上无水，密林里的水不敢喝，只能靠自带水壶中的那点水维持。一旦碰到干净的河沟活水，大家赶快把水壶装满，再把捡来的钢盔洗净，用几块石头架起，放进米加点盐，找些干树枝点火煮点稀饭，这算是很幸运的美餐了。最严重的一次是，从早上走到傍晚，一路上既没有河沟也没有山泉，水壶里的水全喝光了。天黑时分，突然间有人发现一个水泉，大喊：“有泉水了！”，大家激动地向山泉跑去，抬头一看，池边竖有一块磨崖石刻，上书汉字：“此乃哑泉，不可饮。”大家“啊呀！”连声，扫兴离去，谁都不敢喝。不知是谁联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率军与孟获作战、部下士兵饮泉变哑的故事，边走边讲，猜想眼前这股可能就是三国诸葛亮到过的哑泉。尽管没有喝到泉水，在深山密林中见识三国遗迹也是一种缘分，不虚此行，蛮觉得有趣，暂时忘记了干渴。

㈣ 高黎贡山奇遇
    快到摇乌山（又名尖高山，高黎贡山的主峰）时所背的米所剩无几，只好在沟边挖些认识的野菜，如茴茴菜、蕨菜和水芹菜加米加盐煮成野菜粥，每人分一点将就充饥。路还很远，袋中这点米关系生命，舍不得一下子吃光。摇乌山是个雪山，山下夏日炎炎，山上终年积雪。队员们就这样忍饥挨冻慢慢地前行，一天天接近最高的主峰雪山。这天苍茫暮色中爬到雨雪纷飞的山顶，天将傍黑，道路泥泞，正当队员们一个个筋疲力尽时，忽然发现前方不远，靠近山崖处有间孤零零的房子，知情的人说这叫“斋公房”。住进遮风避雨的房子里，捡些树枝点起火塘，享受了一宿美觉，解了多日的疲乏。

    在大山里夜宿“斋公房”这样的美事不常有，更多的是在野外露宿。为防意外得派人轮班值夜。有一回赵沨和张春材值岗，发现远处有几点蓝光在闪亮，仔细观察，原来是几只狼，它们见到有燃烧的篝火不敢靠近，只在周边绕圈不时发几声嗥叫。赵、张叫醒大家后用石头和燃烧的木柴投掷过去，才把它们赶走。又一个黄昏，大家正架起枯枝碎木准备煮粥时，一只斑斓老虎从坡上慢条斯理地走来，大家发现后齐声呐喊：“老虎！老虎！！”“老虎来了！”各人拿起手中的棍棒，一边呐喊一边敲打身边的水壶、脸盆、树干、山石等一切能敲响的东西，霎时间劈里啪啦，老虎被这特殊的“混声合唱”所震慑，扭头往山坳里逃遁。

    又走了几天，水壶里的水全喝光了，又不见村落住户，还得继续走山路，天气闷热，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干渴难忍。张春材提议，和林乃生下坡找水去。他俩拿着所有能盛水的空罐子和水壶刚到坡下，忽然闪出一只豹子，俩人急忙背靠背靠拢在一起，乃生拔出泰式长刀，春材掏出缅式匕首，准备和豹子搏斗。就这样六目对峙良久，没有想到豹子怯阵认输，瞧了瞧这两位勇士拔腿往山上跑了。张、林二位背着找到的泉水凯旋而归，大家一边品尝着冰凉甘甜的泉水，一边听他俩讲述和豹子对阵的遭遇，大家有的庆幸，有的喝彩，乐不可支。他俩更加得意，摆出英武架势显摆给大家看。有人大声说：“得了吧，那豹子不饿，要像我这样饥肠辘辘，不把你们当晚餐吞吃了才怪！”又有人补充道：“说不定豺狼虎豹也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道理哩！” 大家苦中作乐大笑一阵。

    走着走着，所带的粮食都吃光了，没有东西可以充饥，正在饥渴难耐已经无力继续往前走时，突然发现了一个英军哨所，英兵早已撤退，进去一看，哨所里有罐头、大米，还有啤酒、葡萄酒。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家高兴极了，又吃罐头，又喝酒，还有现煮的大米粥，一顿饱餐。这是进山以来最幸运的一次遭遇，若不是英国人大方“请客”，说不定会有人冻伤，或者饿死在雪山上。

㈤ 挥手告别怒江
    战工队越过高黎贡山进入滇境后，又传来日军已经占领云南腾冲的消息。战工队不得不为躲避日军，弃南折北奔瓦窑。队伍来到水流湍急的怒江边，江面宽不过十米，但水深流急无法泅渡，铁索桥又被砍断了。到了江边一个渡口，却找不到一只船。向当地人打听，才知道是国民党军队为了防备日军过江，把所有渡船凿沉了。

    如何过江成了大难题，只好求助于当地兄弟民族的头人。战工队买了米酒、烤了广东乳猪招待头人。善饮的赵沨代表战工队用大碗给头人敬酒、对饮，恳请他设法送人过江。喝了半天，头人仍不表态，后来又送上队员手上的戒指、手表、银元和和金银首饰等作为酬谢，头人才答应次日帮着渡江。大家将信将疑告别头人，当晚满腹疑窦露宿江边。

    头人倒未食言，次日天刚亮，十几个青年拉着两张竹筏来到岸边，每张筏子由一青年掌舵，可乘坐二、三个队员。队委随即决定分批过江，老弱病号先过，领导最后一批垫后。青年们先用绳子将竹筏拉到上游很远的地方，然后松手让筏子顺水而下，漂到对岸。河水流得很急，浪也很大，且有旋涡，驾驭筏子的青年用一根竹竿控制着竹筏的方向。人坐在竹筏子上得紧握两边扶手，筏子一会儿下沉，把人的半身浸到水里；一会儿上浮，人和筏子又跳出水面。就这样沉沉浮浮，叫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第一批终于顺利渡过去，将空竹筏拉回来再渡第二批，一批又一批有惊无险地顺利渡过江去。当最后一张竹筏离开河滩漂过江心时，远处山头有几个扛枪的日本兵朝河边走来，不知是谁顽皮地向他们挥手，用日语高喊：“莎约那啦……”

㈥ 瓦窑忍痛割爱
    渡过怒江，战工队向瓦窑前进。路过一个小市镇，有位人称李善人的财主，每天煮一锅有豆子的大米粥，舍粥接济过路的难民。经过20多天忍饥挨饿的长途跋涉，队员们实在疲惫不堪，能喝上一碗热粥充饥，个个都很高兴，希望能留在镇上多住两天，恢复体力后再走。队委领导研究后认为此地为交通要道，被日本人占领的腾冲离这里不远，不适合逗留歇息，于是连夜出发，继续向瓦窑进军。当晚走到叫八里庄的地方，住下不久，就看见刚才呆的小镇火光冲天，想是日军已“光临”那里了。

    再向瓦窑方向行进，已经是平坦大道。路上听说，国民党军队在瓦窑设有关卡，过往的华侨，乃至远征军、青年军的，无一幸免都要进行严格检查，以防敌特混入境。为了全队安全过关，大家扔掉可能被怀疑为敌特工具的物品：张光年烧毁了一直随身携带的一大摞自己主编的《新知周刊》；赵沨将他在仰光呕心沥血翻译的二百多首舒伯特歌曲译稿付之一炬；李凌把他在仰光苦心经营的《新音乐》杂志的唯一合订本化为灰烬；张春材也把从曼德勒辛辛苦苦背过来的一台收音机忍痛扔入路旁的河沟中。

    又走了两天，5月底的一个傍晚到达瓦窑城外，那里搭了许多大棚，专门供过往的军人和逃难的华侨住宿，以便登记和盘查。战工队当晚就住在一个大棚里，次日清早去排队领取难民表格，登记受审，然后再排队等车，分乘由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胞总会”派来的，由马来亚华侨司机驾驶的卡车直奔昆明。

㈦ 昆明会师再战
    战工队除队长魏磊和队员陈淑玉、陈宝泉不幸在途中牺牲，陈杰夫陷身缅甸外，大部分队员安全抵达昆明。在昆明，队委领导找到了李公朴先生，由李先生安排战工队人员住在爱国人士郑一（易）斋先生的一个旧花园里。战工队用几天时间进行总结后，即按重庆办事处的决定做如下妥善安置和疏散隐蔽：

    郑祥鹏、王楚惠、张春材、杨匡民、黄君珊、朱梅、朱同、尹月齐、杜正平、林季阳和陈振华等11人先是安排在滇军十八师二团三营营长朱家璧同志创办的“民运队”，后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又先后疏散到其他地方：张春材、杨匡民、朱同、朱梅、杜正平等5人到建水县；郑祥鹏、王楚惠、陈振华三人投奔路南县；黄君珊、尹月齐两人则到个旧，找锡矿子弟学校的李春辉、贾寅鸣、孙治文。林季阳则到重庆《新华日报》社。

    蔡时敏、范正，赖舵风、谢非敏、钟国淼、冯中生、许漫夫等7人受组织派遣，参加云南爱国人士朱嘉锡率领的滇西抗日武装，奔赴西南抗日前线。

    杨章熹、王一芒、杜坚、黄开昌、陈东明、杨维书、刘金柳、颜毓荣、黄雨秋等9人到建水县建民中学。

    张光年、赵沨、林景章、陈凯瑞、许漫夫、赖舵风等6人到路南县的中小学、幼儿园工作。郑祥鹏、王楚惠、陈振华三人随后也来到这里。
《侨商报》的徐迈进、刘惠之、任以沛和战工队的石铭（时流）和贾寅鸣，包括几个印刷工人仍回重庆《新华日报》社。

    王汉斌、冯碧蕉（由国立华侨二中转来）进西南联大学习。

    吴学诚、林鸿珠、肖岗、陈尊法等回福建老家隐蔽，过段时间后继续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

    李凌、陈云枫、陈凯声、陈能亮、冯励冬、张素梅（后病故）、吴章彬、陈秋云、吴章焕等经组织同意，随亲友去上海、桂林等地隐蔽，或在重庆附近工作或学习。李凌先到桂林，后回重庆继续搞音乐出版工作。

    后来，郑祥鹏、王楚惠、黄君珊、石铭和刘惠之等被组织上调往延安学习。毕朔望和陶朔玉由组织上派去印度工作。吴章彬、陈秋云和吴章焕也尾随从重庆到印度办报、教书或学习。吴章彬在四川涪陵涪光中学和高家镇琢成中学教书时，还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排练演出《黄河大合唱》，在加尔各答也组织华侨中小学生排练演出过《黄河大合唱》。

四、英名垂史

㈠ 战工队功绩
    群众音乐活动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好形式，特别是词优曲美的好歌作用更大。战工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活跃在缅北各地直到缅北面临沦陷，唤起华、缅、英、印民众的抗日热情，为保卫缅甸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成为伊洛瓦底江上第一波反法西斯的浪头，最早震响缅甸上空的抗日怒吼，受到缅甸广大民众的赞许。战工队从成立到活动结束，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在缅甸抗日活动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不少有关战工队的文章和消息，英国路透社也曾作为一项重要新闻报道过。战工队在缅甸人民中间播下了抗日种子，并与缅甸人民结下了战斗友谊，所有这些都为日后的大反攻打下了基础，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周恩来在听完《黄河大合唱》后曾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战工队队员所到之处无不响起《黄河大合唱》那充满英勇气概的激昂旋律，是战工队把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战斗号角《黄河大合唱》传播到上缅甸各城镇，用中华儿女以黄河般桀骜不驯的血性，坚强不屈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搏击的斗争精神，激励和鼓舞缅甸华、缅、英、印族人民的抗日斗志。让起于延安，传自延安的《黄河大合唱》歌声在缅甸大地上吟唱，化为民众的心声和怒吼，融入呼啸奔腾的伊洛瓦底江抗日声浪之中，推动缅甸团结抗日的形势发展，直到今天仍以其磅礴气势感染着缅华社会的一代又一代人，战工队功不可没。

    战工队队员们经过严酷艰险的战斗历程和洗心革面的自我教育，锻练成长为革命骨干，在缅华社会播下了进步文化的种子。他们无论在前线或在后方，无论是工作或学习，都继续保持和发扬战工队的优良传统，坚持不懈地为祖国的解放和革命事业英勇奋斗。抗战胜利后，除一部分队员留在国内参加革命外，大部分队员先后重返缅甸，分散到工人、店员，妇女、青年、学生、工商界、文艺界，教育界和新闻界中间积极开展工作，成为缅华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在团结广大爱国侨胞，支援祖国人民解放事业，拥护共产党，发展中缅人民友好关系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队员们大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分别在外交，文艺、新闻、教育、侨务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服务，有些同志还在政府、侨务、文艺部门高层领导岗位担任高级干部，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宏伟事业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㈡ 烈士英名录
    在曼德勒大轰炸和随后转移撤退过程中，战工队先后献出了七位队友的年轻生命：

    战工队的领导人之一，深受大家信赖的李乃，是在曼德勒云南会馆遭受敌机轰炸扫射中，为舍已救人而流血牺牲。同时遇难的有平素以助人为乐的年青女队员尹坚君和为全队日夜辛勤操劳做饭的杨师傅。

    战工队的好队长魏磊在泅渡伊洛瓦底江舍己救人的壮举中葬身江底牺牲；陈淑玉在荒山密林中因缺医少药得不到医治不幸身亡；陈宝泉执行任务从摩谷撤退途中遇到日军机关枪扫射时牺牲；郑定远被派去上缅甸执行特殊任务时在摩谷地区牺牲。

    李乃、尹坚君、魏磊、陈淑玉、郑定远均被列入中共七大会前统计的中共革命烈士名册中。他们为抗日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而英勇牺牲，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㈢ 战工队名录
    张光年（光未然、华圃、华夫、一松）、魏磊（张子明）、李凌、赵沨（天民、季文、孝方）、郑祥鹏、黄雨秋（易韦、黄毅、黄静之、黄苇）、吴章彬（曲夫）、贾寅鸣、范中平（运发、范正），以上队委9人。

    以下队员71人按拼音为序：毕朔望、蔡时敏（世明）、陈宝泉、陈东明（杏臻）、陈翻译、陈杰夫（吉福）、陈凯瑞、陈凯声（致远）、陈能亮（宏辉）、陈萍青、陈秋云、陈淑玉、李凌妻陈云枫（凤）、陈振华（树华）、陈珠联、陈尊法（春法）、池任光、杜雪痕（杜坚）、杜正平、冯碧环、冯碧蕉、冯励冬、冯中生（忠星）、何如珍、黄君珊、黄里（开昌）、赖风（驼风、天俊）赖维曾、李妲娜、李晋说（振颛）、李乃、李绮园、林鸿珠（林零、孤鸿）、林季阳（伍虹）、林景章、林迺生（荣宗）、林天赐、刘金柳、卢丽云（丽芬）、容希文、石铭（时流、石流）、陶朔玉（淑宜）、王楚惠、王汉斌、王一芒、吴颖瑞（学诚、学慎）、吴章焕、肖岗（永绥）、谢飞敏（非敏、文瑞）、徐春波、徐春兴、许曼夫（漫夫）、颜毓荣（颜彬）杨匡民、杨师傅、杨维书（杨松）、杨章熹（纪庄）、尹坚华、尹坚君、尹巾英、尹月齐、尹允坚、张春材、张培道、张鹏昌、张素梅、郑定远、钟月波（钟明、国淼）、朱梅、朱同、朱益昌。

    （以上名单根据陈尊法所作《〈缅华人物志〉读后感》附注中所列68人名单，结合《伊洛瓦底战歌》一书内容补充成80人名单。）

    战工队队员们为抗日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而英勇奋斗，也同样值得后人永远记忆。

【后记】
    居家装修、整理书籍，翻出一本《伊洛瓦底战歌》，它是20年前家舅吴章彬及其战友们力编的一本回忆录，由家舅赠予。那时内有家务、外有工作，未及详阅。这次忙里偷闲静心披读，渐渐为书中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所吸引，其间不仅有大名鼎鼎的著名文艺家和血脉相连的亲人，还有学恩浩荡的师长和父母至交的好友，当然还有闻所未闻的烈士、先辈。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在脑海中清晰地显见，不由地肃然起敬——共和国鲜艳的红旗上有他（她）们代表华侨这支爱国力量滴洒的鲜血。战工队半年的经历在抗日洪流中仅仅是一滴水珠、一朵浪花，或许并不足以在抗日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但她所彰显的海外华侨爱国的伟大力量，在大敌当前奋起反抗的坚强意志，足以在华侨爱国史上留下一首彪炳千秋的史诗，值得炎黄子孙，特别是华侨后代永远铭记，并承接与发扬。

    游历在《伊洛瓦底战歌》中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我不由地萌生这样的想法：梳理先辈走过的足迹，将书中零散的细节片段串接、浓缩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事件轮廓，以明敬仰先辈之志，于是有了这篇小文。

    本文根据下述文献整理编撰，在此一并鸣谢所有，包括没有开列的作者。文稿修改时，承蒙陈尊发老师，战工队队员后裔吴政惠、陈春燕、徐海伦提出修改意见，特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⒈《伊洛瓦底战歌》一书中的相关文章。
⒉《缅华战工队用歌声驱魔——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潭江）2007年07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7/10/content_6353080.htm
⒊《缅华人物志》读后感陈樽http://xmmdlyh.blog.163.com/blog/static/24231642008621103652265/
⒋缅华青年战时工作队（卢方可）http://www.gzzxws.gov.cn/gzws/cg/cgml/cg10/200808/t20080825_3682_2.htm
⒌《光未然脱险记》http://pdf.sznews.com/gb/content/2001～11/17/content_364883.htm
⒍《赵沨在缅甸乐曲抗日动人心》（叶国治）http://www.worldjournal.com/wj～us～news.php?nt_seq_id=1463974
⒎《赵沨：革命走四海桃李满天下》（黄伟宏）素质教育研究http://meiyu.xtpo.cn/info/infodetail-112925-112924-2.html
⒏《赵沨的故事：三、我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共产党》http://www.zhaofengedu.com/NewsInfo.aspx?ID=3&CID=32   

蔡子琛整理编撰
2009年3月28日初稿
2009年清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