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世祖至元年间，随着元王朝在云南行省统治的日益稳固，统治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云南行省西南的缅国。

（缅甸象兵）

至元八年（1272），元世祖遣乞台脱因等出使缅国，诏抚缅王。缅国蒲甘王朝那罗梯诃波帝派使者价博到达大都，随后元廷派使回访，两国间建立了初步的联系。至元十年（1273），世祖又以“乞台脱因充礼部郎中，与勘马剌失里及工部郎中刘源、工部员外郎卜云失充国信使副，持诏往谕，征其子弟大臣来朝。”元使到达缅国后，因为不愿依从缅俗，脱去马靴赤脚觐见缅王，结果被缅王下令处死。此时的元廷因为消息的阻塞，对使节们的悲惨遭遇一无所知，不过云南行省见使臣经年不归，而缅方又毫无通问的表示，便向朝廷建议出兵征讨缅国。世祖则示意先观其动向再做决定，不久云南传来“遣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探得国使已达缅，俱安”的消息，元廷更无意战争，坐候使节回还报信。于是，就在这元朝君臣以为事态得宁静等喜讯之时，缅国却率先发动了对元朝的战争。

（当时的元朝疆土）

据史书记载，战事源起于两国间的边界纠纷，处于缅甸和元朝统治区域之间的金齿部千额地方首领阿禾，率所部归附元朝，被元廷任命为千额总管。而一向视金齿诸部为属部的缅王，对此很是不满，并向北推进征服金齿各部。至元十四年（1277）三月，“缅人以阿禾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寨腾越、永昌之间。”强敌压境之际，阿禾向云南行省告急，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接报后，立即派遣正奉命征伐永昌之西腾越、蒲、骠、阿昌、金齿未降部族的大理路蒙古万户忽都、大理总管信苴日（段实，白族土官）、总把千户脱罗脱孩等领兵七百前往救援。忽都等人自驻地南甸昼夜疾行，在芒市河与缅兵遭遇，由此上演了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元缅芒市河之战（缅甸史称“牙嵩延之战”）。

（元朝骑兵）

是时缅军“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以骑兵在前，象队居中，象披甲，背负战楼，两旁挟大竹筒，置短矛数十于其中，乘象者取以投掷击刺；最后以步卒压阵。而忽都等军步骑参杂“仅七百人。”忽都以众寡悬殊，于是分军为三队，“下令：“贼众我寡，当先冲河北军。”亲率二百八十一骑为一队，冲击敌军，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骑傍河为一队，脱罗脱孩率步卒一百八十七人依山为阵，三军攻守有据相互策应。

两军交战良久，缅军虽人数众多，但其兵器战甲都甚为落后，军卒又多为临时征集的部落民众，军事素质远远不及正规化的元军娴熟，在元军骑兵的迅猛冲击下最终不敌败走。信苴日率所部追抵敌营寨门，因道路泥泞而退，回军后恰遇缅兵万余迂回至元军背后，当即驰报忽都。忽都得报，复列军为三阵，进至河岸大败迂回缅军，并乘胜连破其十七寨，“逐北至窄山口，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

及至日暮，忽都因负伤收兵。次日再战，元军又追击缅军至千额，“不及而还。”此战中，元军“捕虏甚众，军中以一帽或一两靴、一毡衣易一生口。”缅军幸存者在败退途中，“又为阿禾、阿昌邀杀，归者无几。”四万大军一朝覆亡。元军的损失却小的让人难以置信，《元朝征缅录》载，“官军负伤者虽多，惟一蒙古军获一象不得其性被击而毙，余无死者。”

此战之后，缅军心胆俱寒，“自后蒲甘不敢犯风，金齿得以安堵。”其后数年，元军又多次南征缅国，沉重的军事打击最终导致蒲甘王朝内部矛盾激化，解体分裂为若干掸邦。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军攻破蒲甘城，蒲甘王国成为元朝的蒲甘等处行中书省（1277—1303），那罗梯诃波帝成为最后一个正式的蒲甘国王，他之后的蒲甘国王都兼任元朝蒲甘等处行中书省的丞相，成为元帝国在西南地区新的藩属。而蒲甘王朝各地拥兵自立的贵族和掸族部落首领为寻求政治上的支持，也大多选择向元朝投降，接受了元朝任命的宣慰司等各种官职名号，今天的缅甸北部地区，作为元朝的藩属国和行省，在名义上受到元朝的直接管辖，一直维持到元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