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刘蕴 翰悦缅甸评论

以“万塔之城”闻名于世的缅甸蒲甘王朝（公元11世纪-1287年或1367年）都城蒲甘至今留存一块特殊的石碑，其两面的碑铭分别以骠文（缅甸先民骠人的文字）和中文镌刻（两种文字应该是互译关系）。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非常模糊，难以辨认。1961 年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率团访问缅甸，他在蒲甘博物馆见到此碑并根据中文字体判断该碑“当刻于公元九世纪的五代时期”。同年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访问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报告》中称缅甸博物馆的中文古碑“是中缅两国人民远在古老的年代就开始建立了胞波情谊的又一个见证”。《中缅友好两千年》一书评价郭老“以精博的历史考古知识对蒲甘博物馆所藏中文古碑的考证本身，无疑可视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增进中缅友好方面所作的一件实事”。

“不残缅国”

可惜的是郭老的结论只是经验判断，并没有系统的研究。熟悉中缅关系史的学者一般认为这块石碑是中国元朝赴缅使臣所立。目前唯一对此中文碑铭进行了严肃论证的是著名缅籍华裔历史学家陈孺性（1924-2005）。陈先生于1960年发表文章公布了他能够辨认的约80个汉字，包括：

皇法（第1、3、11、17和19行）

缅（第19和24行）

皇定蒲甘（第10行）

云南省……到别省（第13、14行）

隐盗贼（第22行）

大破残……不残缅国（第24行）

有趣的是，该中文碑铭的行文方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这并非中国古代的规矩，而是缅文书写习惯。至于为何背面刻写的是骠文而非缅文，尚无公认合理的解释。把中文碑铭放到元朝传世典籍的大背景下来对照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字词的使用并不地道，读起来甚至有些别扭。例如，相比“大破残......不残缅国”这样的措辞，《安南志略》卷三附《张尚书行录》的表述则是“大军入境，缅王窜避，云南王不行杀戮，寺舍宫室，悉

无所毁，缅王感德，遂降。”翰悦缅甸评论 认为，撰刻此碑的人并非以中文为母语，很可能是元朝使团当中熟悉中、缅、骠三种语言（甚至可能懂蒙古语）的向导或翻译，当时这样的“语言人才”应该来自中缅边境的部族。1253年大理国被忽必烈率部征服之后，这些跨境部族一直在缅甸蒲甘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夹缝中生存。

700年前的民族主义

根据二十四史之一《元史》的记载，公元1297年元朝派遣使臣怯烈“颁诏于缅，宣布威德，缅王稽颡称谢，遣世子信合八的入贡”。陈孺性首次提出，蒲甘的中骠文石碑是怯烈奉旨使缅期间树立的，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们普遍接受这一判断。《元史》还记载（可能是1287年左右）怯烈“复从云南王入缅，总兵三千屯镇骠国，设方略招徕其党，由是复业者众。”这里的“骠国”应该指的是中缅边境上的骠人（或骠人后裔）部落，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线索来解释石碑上骠文的出现。缅甸研究奠基人卢斯曾经猜测“难道碑铭的作者是想通过复兴骠语的方式来激励民族主义？”或许卢斯是对的，700多年后的今天，这片土地上的族群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参见 刘蕴：荒唐的“缅甸民族DNA数据库”），不论是主体民族缅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深陷其中，成为缅甸国家改革与发展的主要障碍。

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这块石碑的来龙去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谜。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作为古代中缅接触交流极为重要的实物遗存，它的更大的价值还有待后人继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