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华战争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澳大利亚] 

[出自《印度对华战争》] 1970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Jonathan Cape, London, 1970) 

——扫校者注

【摘要】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距今正好55年。这场短促而剧烈的战争不仅是当时的焦点，对当今的中印关系以至国际局势仍有深远影响。而回溯半个世纪前中印之间的这场激烈交锋，一本名为《印度对华战争》的书不可不读。这本书得到周恩来、基辛格和英国历史学家艾伦•泰勒的一致赞扬，这是一本关于中印边界争端和战争的权威之作。《印度对华战争》回顾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演变和印度边境政策的形成过程；着重叙述了印度方面如何一步步走上同中国对撞的道路，并触发了边境战争及印军失败的全部过程和停火后印度局势的变化。

第五章 停战以后 

我们从未进入中国的领土。即使在中国看来那是“有争议”的领土，难道他们就有理由发动一场战争吗？而在我们看来，那并不是有争议的领土，那是我们的领土。 

—— 克里希纳•梅农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世界都获悉喜马拉雅山两侧的最大国家间的战争，由于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和后撤已宣告结束。《泰晤士报》的评论几乎代表了全球的反应，它说：“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使人们松一口气，不如说使人们大吃一惊。”十一月二十日午夜[译者注：北京时间应为二十一日零时。]前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在二十四小时后他们的部队将停火，九天以后将后撤。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召见了印度代办，把中国意图详细地告诉了他。[注：令人费解的是，在北京公布之前，新德里好象没有从印度代办那里收到关于这次接见的报告。官员们后来解释说，这是由于收发和译电耽搁了时间，但是这也很难解释怎么会拖了二十四小时之久。]后来又正式公布了： 

1.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译者注：北京时间应为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2.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这已经是够清楚的了。然而声明又一丝不苟地写明：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注：这是沿着山麓的那条线，即麦克马洪线出现以前的边界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二十公里。 

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中国希望印度武装部队同样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如果印度政府不那样做，“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双方政府可以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民警检查站。北京建议双方官员在边境会晤，商谈有关设立检查站的地点，实现共同后撤和归还被俘人员的事宜。然后，两国总理就可以重新举行会谈，谋求友好解决。中国欢迎尼赫鲁前来北京，如果尼赫鲁有所不便，周恩来愿意再次前往德里。中国期待印度“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也将执行上述措施。 

这个建议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给尼赫鲁的信中第一次提出过的(从而暗示以那个日子为准来规定“实际控制线”)，克节朗河战役后又重申过这个建议。在争论的过程中，中国三番五次地劝告印度，说这是消除边境冲突危险，为解决边界问题扫清道路的唯一可行的办法。然而，印度却始终加以拒绝。印度在中国开始进攻后，在二十四日，尤为粗暴地拒绝了上述建议。现在，打了胜仗的中国并没有在硝烟未散之时，把胜利者的条件强加于对方，中国坚持的仍旧是它一直建议过的东西。不同的是它现在已不再是建议了，中国决意将它付诸实施，并且警告印度，如果它不采取相应的行动，把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则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可是，与中国下面的一个警告相比，这个警告也就算不了什么：如果印度试图在西段恢复前进政策，或者派军队重新进入塔格拉三角地带，“中国则保留还击的权利”。这是北京的表明意图的声明中真正带威胁性的条文。 

过后，中国说明了它的计划。它把部队开到麦克马洪线以南是“为了彻底击退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打破印度反动派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计划。……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中国说，这些措施是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印度“懂事了一些，中印边境局势才基本上和缓了下来”，这都证明了上述措施产生了作用。只是由于人们过去广泛地接受了印度对于事态发展的说法，所以才对中国的行动感到出乎意外。甚至那些并不相信中国发动对印度侵略的人们，也认为“中国全面占领它所要求的全部领土以后，再从这样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这乃是中国进军的逻辑”。但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干，不仅会破坏中国对一切边界问题的立场，而且会使中印边界成为难以愈合的创伤。如果中国部队留驻东北边境特区，那么，当印军一旦恢复过来之后，必然要开始从平原地带试探北进，那时，北京将无法摆脱这场没有止境的战争。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官卡西亚勋爵(Lord Caccia)一九六六年回顾这场边境战争时说，据他所知，“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边界的解决，军事行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撤退是这种想法的组成部分，为了使考虑周详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策略赢得全胜，就需要走出这最后的一步。 

打到了边境又突然收兵的军事行动，并不足以迫使印度政府同意谈判。因此，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一定能达到正式划定中印边界的基本目的，但正如北京一九六O年向印度所建议的那样，这是可以等待的。中国军队的行动已确保在等待期间——至少在几年之内——边界现状将不受干扰，印度方面将不致再蓄意侵犯或出击挑衅。 

至于印度陆军对停火必须作出怎样的反应，这已是不成问题的了。新任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报告说，他的部队除了对等地响应中国的停火行动外，别无他途可循。他命令部队在午夜以后，如不再遭到射击，即不得开枪。至于那些政客的看法，照例是大不相同的。那天早晨，在议会的休息室里，在有圆柱的宽敞走廊上——记者们在会前都聚集在那里——激动的谈论中最经常听到的是“耻辱”这两个字。中国单方面的停火虽然使军人们感到如释重负，可是那些文职人员却感到好象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擦盐一样。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应该马上拒绝北京的“提议”。有几名阿萨姆邦的国大党议员主张接受中国建议，但立即被其他大喊大叫的声音压下去了。一方面是难以挽回的军事败局，另一方面是慷慨激昂的政界舆论，尼赫鲁又一次穷于应付，就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做法。尼赫鲁首先把新任的国防部长恰范介绍给议会，然后简单地说，他至今还没有接到北京关于停火的官方通知，在接到通知前，他对北京的建议不拟发表意见。至于说到谈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必须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存在的位置”。印度政府对中国前一次外交行动是立即予以断然拒绝，而目前这番表态却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似乎是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竭力劝阻的结果。加尔布雷思担心如果立即明确地拒绝中国的建议，印度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他力促印度政府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注：到那时候，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实际上已成为印度政府的枢密顾问，他对担任这样一个角色很卖力，干得也很老练。他所著《大使纪事》(Ambassador's Journal，伦敦Hamish Hamilton出版，一九六九年)一书中对这些事情讲了不少。]

尼赫鲁刚一坐下，反对派议员就马上跳起来，对法兰克•安东尼称之为“典型的、盘算好的中国诡计”进行谴责，要求政府保证不要理睬停火并继续拒绝谈判。另一名议员大声叫嚷，“为了体面，为了尊严，为了自尊，只有把那些野蛮人赶出去之后，我们才能谈判。”阿索卡•梅达说，中国的做法是“欺诈”，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是最后通牒。同往常一样，国大党的普通议员说话比较克制，但他们也一致认为必须拒绝中国的建议。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除了印共以外的所有反对党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说：“中国提出单方面停火的建议只是他们搞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诡计，其目的是要借此在我们全国阵线中制造混乱和分裂，赢得时间，以巩固其地位并调集兵力，对我们再一次发动可耻的进攻，阻止我们动员内外资源，并在世界民主国家的朋友中制造思想混乱。”声明要求印度总理切勿陷进圈套，要求政府向全国保证：政府将坚持坚决抵抗和不谈判的政策。 

印度政府于当晚宣布，已经收到中国声明的文本，但政府发言人只讲了一句“让我们等着瞧吧”，此外不加任何评论。在当时或是以后，官员们都不肯证实业已命令军队遵守停火。如果说已下令停火，人们一定会认为这等于承认印度已经投降。相反地，政府努力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印度才刚刚开始进行战斗。尼赫鲁这个人非常喜欢年轻人，停火实施的那一天，在一个小学生的集会上，他再一次讲到，“印度同中国的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也许要拖得很久，可能要拖到你们中有些人已长大成人能参加这场战争的时候。” 

印度政府在同北京的外交交涉中，也再次使用了它惯用的假装不理解的手法，以拖延时间。新德里在获悉北京的停火声明的当天，印度外交部就召见了一名中国使馆人员，要求他澄清一些问题：“实际控制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中国所说的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的精确含意是指什么？两天以后，中国代办又被叫了去，并向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中国建议中所说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是否仅仅适用于西段？如果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那究竟是什么地方？”中国是否要在麦克马洪线以南设立检查站？北京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横生枝节，无理取闹。每一项问题都可以从北京原来的停火声明中找到答案。驻新德里的中国外交官把问题的答案重复申述了一遍，可是印度政府仍然责怪北京的澄清是含糊的。印度政府在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后才能对“中国的停火建议充分考虑”。 

中国的打算显然不能满足印度政府的愿望。印度在初期失败后所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必须先撤退到九月八日、也就是在中国包围多拉哨所的那天以前的位置，印度才同意讨论问题。按照这样的撤退，中国方面就要从塔格拉山脊后撤，在西段，中国方面要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印度哨所(这些哨所是印度在前进政策下建立起来而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印度则将恢复他们在西段中国主张线以内曾经占领过的阵地以及在塔格拉地区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曾经占领过的阵地。北京的停火声明已经指出，中国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全线后撤二十公里，事实上将远远撤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位置的后面。但新德里认为，中国仅仅撤退部队还不够，还要所有的中国人员统统撤走；印度要尾随中国的撤退重返他们在推行前进政策时所占领的阵地。 

停火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对中国的行动采取相应的措施。周恩来讲到中国政府的决定已“充分地照顾了双方的体面、尊严和自尊”，并说，实现这些措施，双方都不会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但是他警告说，仅仅中国一方面自行后撤并不能保证防止双方冲突。如果印度拒绝合作，停火还会遭到破坏。如果中国曾经指望通过军事行动这样的外科手术来改变印度的争吵不休的态度，那么尼赫鲁的复信必然使中国人明白过来。尼赫鲁在复信中重弹了印度的老调，并暗示印度的论点已为中国所肯定和接受。他还假定周恩来也接受了印度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法。“如你所知，以往之所以发生小冲突，是因为你们的军队攻击了防止……对印度领土的侵略性的偷偷入侵的那些小的印度巡逻队或哨所”等等。他反复地讲，对中国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建议需要得到“积极的澄清”，并再次敦促中国接受“明确的、直率的[印度]建议”以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 

十二月八日中国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烈的照会，指责印度“故意纠缠，逃避对实质问题的答复”。北京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停火？……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且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官员会晤……？”印度在当时的处境下，对这些问题的公开回答，只能是“唯唯否否”。考虑到国内外的影响，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说，印度同中国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对包藏祸心的中国建议必须予以拒绝，对中国不准印度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去的警告应置之不顾。事实上，下达给印度军队的命令却是遵守停火，避免对中国军队进行任何挑衅。印度不再打算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前沿去，尼赫鲁甚至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间接的秘密保证通过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给周恩来。前进政策已寿终正寝，两三千名印度士兵的阵亡就是它的殉葬品。然而，边境战争的失败更坚定了印度政府的根本立场。拒绝谈判仍然是印度的基本立场。如果印度要改变它的基本立场，那只有在战败的余痛和耻辱被忘却以后很久，在尼赫鲁及其同僚下台后，才有可能。但是象开头那样顽固不化地拒绝谈判的立场，必须加以伪装；阻挠解决争端的责任，一定要推给中国。 

象往常一样，印度要办到这点并不难，因为当时印度爱好和平的声誉还是那么高，而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一般评价又是那么低。各方面几乎一致报道说，边境战争是中国对印度的无端入侵，所以它也就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一般印象，即北京是奉行不顾一切的、沙文主义的、好战的外交政策。人们又从中印关系之外，去寻找中国单方面停火和后撤的原因。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俄国的最后通牒的结果。也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停止对印度的侵略，是因为当时美国已从古巴危机中脱身，可能进行干涉帮助印度。许多人很容易接受印度宣扬的那种说法：中国的交通线拉得太长，很难抵挡印度的反攻，因此中国不得不停火和后撤。如印度某一议员所说的，事实上中国后撤“根本是出于恐惧”。到后来人们几乎相信尼赫鲁所讲的“中国不敢面对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的意想不到的愤慨”，于是就拔脚逃跑了。 

在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夜[译者注：北京时间二十二日零时起。]停火的实施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早在四十八小时前，当第四十八旅的残部最后在查库瓦解时，有组织的战斗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自那以后，双方在东段的一切地方都停止了接触。中国军队没有追击从瓦弄向洛希特河谷方面撤退的印军，也没有追击从查库逃奔平原的印军。虽然中国军队在前进时绕过数以千计的印军并把他们抛在后面，而没有企图围歼他们，但停火后零星的战斗在东北边境特区仍然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些印度部队在转移到平原的途中遭到伏击，有时在这些战斗中遭受重大伤亡。大部分后撤的印军并不知道停火的消息，看来在某些场合中国部队也没有理睬停火的决定。 

西段的停火则比较明确。中国部队在摧毁了热赞拉高地周围的印军前沿阵地后，没有向楚舒勒挺进；中国部队一直炮轰楚舒勒周围和机场附近的印军，而在指定停火生效的时刻停止了炮击。西段的印军没有发生象东段溃败时那样的混乱和优柔寡断的现象，他们在停火时仍保持战斗的姿态，准备在中国部队继续挺进时进行战斗。印军还继续大力增援楚舒勒；停火几天后，印军还再次派出巡逻队同敌人接触，试探敌人的意图。 

在东北边境特区南面平原地带的印军则较为小心谨慎。新派去的一个旅奉命不准越过中国的主张线，也就是说不得进入山区。印度陆军总部还指示第四军不得进行挑衅，并避免在巡逻中发生冲突。那些溃败中的幸存者稀稀拉拉地进入平原地区时，军方把他们按原来的编制单位加以收留，准备慢慢地进行改编，并恢复他们丧失殆尽的士气。好几个星期以后，幸存的士兵还陆续从山麓地带走出来，因为他们回来的这条路途极其艰险，许多印度士兵饥寒交迫，死在路上。 

过了很久，印度才统计出伤亡的数字。印度国防部于一九六五年发表了下列数字： 

死亡：1,383名 

失踪：1,696名 

被俘：3,968名 

二十六名印度人员在被俘期间因伤重死亡，其余的被遣返回国。其中的伤病员在停火后几个星期内即被遣返，其他的被俘人员在六个月后遣返回国。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印军伤亡都发生在东北边境特区。 

据印度陆军事后估计，中国在东北边境特区战场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一个正规师和一个轻装师担任主攻，插向达旺、色拉和邦迪拉，直抵山麓。另一个师，或者是一个独立团，使用于瓦弄地区作战。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兵力最多时约达二十五个步兵营，略低于三个正规步兵师。因此，中国的兵力全面来看，在数量上只占很小的优势。但是印军部署分散，所以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不难实践毛泽东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教导。在兵力不是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例如在色拉——则由于印军在受到打击前已经自行瓦解，因而使得中国军队避免了一场恶战。 

在印军坚守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地方，看来中国部队的伤亡就较重。例如，十一月十七日在登班的印军警卫旅联队曾坚持战斗，事后据印度的情报判断，有三百至四百中国士兵阵亡。当印度军队回到瓦弄战场和西线的热赞拉时，他们发现了中国方面伤亡相当严重的迹象。没有一个中国人员被印军俘虏。 

中国只派了一些强大的巡逻队进入查库南面的山麓地区，于是印度陆军就利用停火，在东北地区开始重建兵力。新任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注：塔帕尔休假期满后，乔杜里的任命即得到批准。]建议把被免职的考尔调到旁遮普邦负责一项训练工作，但考尔却提出辞职。据考尔的叙述，尼赫鲁曾试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随后又给他写了一封表示慰问的信： 

亲爱的毕奇： 

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象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的。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 

你的亲挚的 

贾•尼赫鲁 

根据考尔的叙述，以后尼赫鲁又详细说明了信件结尾的那点暗示，告诉考尔，他可能被任命为喜马偕尔邦的副邦长。显然新德里曾对考尔的任命可能产生的政治反应，进行了试探；也许印度总理得出结论，认为委派考尔担任任何职务，即使是这类的闲职，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无论如何，这个念头还是放弃了。但是在尼赫鲁的授意下，一个叫作特贾(Teja)博士的后来聘用了考尔。特贾是一个金融资本家，他曾说服印度总理要政府对造船工业大量投资。考尔不久也辞去了这个职务，特贾则因欺诈而受到控诉。 

塔帕尔将军的运气稍好一些。他被任命为印度驻阿富汗大使，他的委任状是尼赫鲁在一九六四年去世前最后签署的文件之一。森将军仍任东部军区司令，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他也辞去了陆军的职务。在克节朗河战役溃败以后，被森将军撤消第四师师长的普拉沙德将军，经亲自向总统申诉后，重任师长，在西部军区指挥另一个师。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期间，他的一些私人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其中有一份是对他被免职一事的抗议书；抗议书中激烈地批评了他的上级和政府，巴基斯坦对此大肆宣扬。结果，普拉沙德很快调离军队。曾在色拉-邦迪拉溃败中指挥第四师的帕塔尼亚将军在停火后不久就辞职了。达尔维准将于一九六三年五月被遣返回国。他同其他被俘印度军官不在一起，是单独监禁的，后来则同其他少校以上的印度军官一同被遣返回国。中国方面向他们解释说，其他印度俘虏经由东北边境特区回国的那条路对军官们来说过于艰苦，所以中国用汽车和飞机，把他们送到昆明，由印度空军派机从昆明把他们接回印度。 

达尔维以后两次得到提拔，掌握实权。一九六五年印度同巴基斯坦的战争中，他指挥一个旅。看样子达尔维好象是要升官了。但一九六六年在提升少将时漏掉了他，他就提出辞职。印度军队从而失去了一名杰出的军官。也许堪以告慰的是达尔维以后写了一本关于克节朗河战役及其背景的书，书名《喜马拉雅的失策》[注：这个词印度人听来特别耳熟，因为这是甘地创造的。][译者注：《喜马拉雅的失策》，英文是“Himalayan blunder”，也有“喜马拉雅山般的，极大极大的错误”之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本书将来可能被认为是军事文献里的一部名著，它概述了他作为一个军官在接到他明知会使他所指挥的部队遭到覆灭的命令时所处的困境。 

马内克肖将军由第四军军长提升为东部军区司令，一九六九年又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梅农在一九六七年大选前一直作为国大党后排议员留在议会。在一九六七年大选中，孟买选区的国大党组织不再提名梅农为议员候选人。于是，他以独立的候选人的身分竞选，结果被击败了。他的竞选对手在大选前夕逝世。梅农又作了一番努力，但再度失败。一九六九年，他以独立的候选人身分参加西孟加拉的补缺竞选，在当地的联合阵线政府的支持下，这次他才当选为人民院议员。 

在印度国内，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国外，对于中国是否会按它所宣布的那样把军队撒到麦克马洪线的后面去，还存在着怀疑。但十一月三十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部队即将开始后撤。十二月一日中国部队准时后撤。撤退是缓慢的。十二月五日中国人在邦迪拉把一些受伤的战俘交还给印度，大概在一星期以后，中国部队才从邦迪拉撤出。中国部队有许多打扫战场的工作要做，在做这些事情时，他们是一丝不苟，甚至有些小题大作。他们把印军撤退时遗弃的全部装备尽量完好地归还印军，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带原则性和引为自豪的问题。他们把印军的装备收集、叠架、堆积，排列起来，揩净擦亮，并且详细开列清单——轻武器、迫击炮、大炮、卡车、炮弹和弹药、服装以及一支战败军队通常所遗留下的其它辎重。在交还的武器中，有一些美国的自动步枪，这是美国第一批军援。在色拉印军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箱子把美式装备分发下去，就被缴获了。在被缴获的武器中，还有一架尚能使用的俄国制直升飞机。 

北京通知印度安排接收军用物资的事宜，印度方面指派了若干行政官员办理交接手续。中国一一点交了移交的物资，并拿到了收据。中国并没有公布这桩异乎寻常的交接行动，以后也说过它并不打算公布；中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举动只是为了“进一步表示争取和平解决的诚意”。印度方面虽然按照中国通知正式接收了交还的军用物资，但是他们却感到这件事对他们是分外的耻辱，因此满怀怨恨，并指责中国的举动是个宣传伎俩——这样一来，反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印度军队没有紧跟着后撤的中国部队回到东北边境特区。该地区的行政管理由民政官员接手，这批官员于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到了达旺；好几个月之后，第一批印军才回到东北边境特区。停火仍然是非正式的，印度方面小心翼翼，却又秘而不宣地遵守停火。在西段和中段，新德里没有理睬中国所提出的印军应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要求，北京也没有加以催逼。然而在东段，印度人再没有进入塔格拉山脊与地图上标出的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巡逻任务也交由阿萨姆步枪队负责。印度陆军由于它本身战术上的利害关系同中国的要求不谋而合，所以也就远远退缩到后面去了。 

中国宣布停火以后，印度政府发现：许多亚非国家明显地倾向于认为是北京方面作出了使争论回到会议桌上来的真诚努力。新德里觉得外界对它有压力，要它接受中国的停火建议，因而感到非常恼火。十一月底，新德里的官方发言人解释说，“那些不理解带有欺骗性的中国建议的全部含义的人，自然会问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建议]。”尼赫鲁带有几分气忿地指出，尽管许多事对印度来说是了若指掌，但不结盟国家却总是理解不了。 

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投笔从戎注：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政府当时是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满的。印度发现纳赛尔是“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并准备替印度打掩护，把印度的意见作为阿联的建议提出。在印度的鼓励下，阿联提出了召开亚非国家政府会议的建议，以讨论有关停火和双边谈判的可能基础问题。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同意在科伦坡召开这次会议。十二月十日，锡兰、阿联、柬埔寨、加纳、印尼、缅甸等六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科伦坡会议。有关政府事先已经听取新德里派出的部长级特使仔细说明了印度的最低要求。印度最低要求的实质仍然是要恢复九月八日的位置，换句话说，在西段应当准许印度回到他们在执行前进政策时建立的各个哨所；在东段则回到多拉哨所。 

在科伦坡的阿联代表团就按照印度的意见坚持要全面恢复九月八日的位置。但由于这是中国所显然不能接受的，因此阿联的意见遭到其它与会国的反对，最后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关于东段，科伦坡国家建议以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作为停火线。这个建议虽无视中国提出的双方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规定，却将有争议的特定地区(例如塔格拉山脊以下地区)的问题，留待将来双边讨论解决。 

然而，科伦坡建议的核心，正如整个争端的核心一样，在于西段。科伦坡国家建议中国应该按照其停火声明中的建议后撤二十公里；而印度方面则不必采取相应的行动，印度部队仍可留驻原地。“在边界争端最后解决以前，中国军事撤退后所空出来的地区将是一个非军事区，由有待商定的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而不损及印中双方过去处在这个地区的权利。”科伦坡建议的这一段话表明印度部队可以回到他们执行前进政策时渗入的地区，因此从新德里的观点来看这是对印度的一个关键性的让步。但科伦坡建议却有意地将这一点搞得含糊不清(大概也是不顾阿联的反对)，因为这也可以解释为印度在西段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中国主张线)设立民政点必须同中国方面“商定”。 

次年一月，当班达拉奈克夫人到新德里提出科伦坡建议时，印度劝说她允许印度消除上述含糊不清之处。结果由班达拉奈克夫人发表了印度外交部起草的对原建议的“澄清”。[注：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三月致周恩来信中承认她在新德里所作的“澄清”，是由印度政府起草的。她在信中写道，文件“是由印度政府准备好的……用的是印度政府的语言”。]其中关键性的一段是“西段由于中国军事后撤形成的二十公里的非军事区，由中印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实质性的一部分。应由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检查站的位置、数目及其人员组成等问题。”于是，尼赫鲁就通知班达拉奈克夫人，印度原则上接受经过澄清的科伦坡建议。与此同时，周恩来也通知班达拉奈克夫人，中国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似乎中印双方这次总算取得了一致意见。

但是，周恩来声明他有“两点解释”，事实上是两点保留。按照印度政府所“澄清”的那样，科伦坡建议就是要中国实施其停火声明中大部分规定，而印度则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的义务。因此，周恩来建议印军在东段也应同在西段一样，留驻原地不动。但按照中国的观点，难题出在他的第二点“解释”上。周恩来指出决不能容许印度人员，无论是军队还是民政人员，重新进入印度在执行前进政策时渗入的西段地区。北京认为，如果容许印度这样做，就“等于承认印度在一九五九年以后直到一九六二年使用武力侵入这个地区设立四十三个军事据点是合法的”。周恩来主动提出，中国也愿从这个地区撤出所有的军事哨所或民政检查站。周恩来说，不应因为他的“解释”或印度方面的保留而拖延会谈；这些分歧可以在会谈中求得解决。 

印度政府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反对同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商谈。尼赫鲁在人民院讲到：“除非我们认为，我们所提出的条件，即恢复九月八日的状态已经得到兑现，否则就不可能举行任何会谈，那怕是初步的会谈。” 

局面仍旧象过去一样地混乱，一样地矛盾重重。中国再次主张早日开始会谈，印度又予以拒绝，甚至对范围有限的官员“会谈”也提出了条件。议会的反对派对尼赫鲁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更加明确地保证，在中国没有从印度的每寸领土上撤走以前，他将不同中国进行任何会谈。尼赫鲁似乎是在蔑视那些要求，他不厌其烦地重弹他的老调，说什么他愿在任何时候同任何人会谈，“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同敌人会谈”。但在这些漂亮的词藻后面，印度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印度正竭力寻求一种办法，即避免同中国人会晤，又不使人觉得它是阻挠科伦坡会议国的努力。北京对科伦坡建议的保留给印度提供了答案。印度获悉这个消息后，马上宣布它“全盘”接受经印度澄清的科伦坡建议，同时并宣称，在北京没有全盘接受经印度澄清的科伦坡建议之前，不可能对会谈或讨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印度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再一次以中国作出实际让步为先决条件从而避免了谈判。阻碍会晤的责任似乎又落到了中国的身上。 

一般印象总认为印度似乎是千方百计地探索和平解决的渠道，而中国却加以阻挠。在这个时候，尼赫鲁曾提到把边界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庭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使这种印象更为加强了。不久前，尼赫鲁还曾断然排除了把主要的边界争端交付判决或仲裁的可能，[注：但提出愿将引起较小变动的印度领土要求交付仲裁或判决。见第一章第一节]现在，他似乎翻了个斛斗。他告诉人民院说，“当时机到来时，如果议会同意的话，我甚至准备把关于疆界要求的基本争端提交给如海牙国际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来审理”。于是外国报纸就把这说成是印度的一个重要让步，但尼赫鲁过后不久对他的这番话加了注解，而这却没有被人注意。提交国际法庭的设想在议会里遭到反对，议员们反对把祖国的一部分领土拿去作为裁决的对象。尼赫鲁立即后退。他解释说，这是一句随口讲出的话，“我说的是如果当时机来到的时候，如果人民院同意的话，如果议会同意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设想”。尽管他已用种种条件冲淡了他开始所提到的交付国际法庭审理的意见，但尼赫鲁在以后给周恩来的信中，却依旧引用了这个提议，以此证明他是多么真诚地希望谋求和平解决。这一步棋是保了险的，因为北京根本不会接受这个意见，也不可能把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交付裁决，尤其是交付一个由国民党代表中国的组织去裁决。

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由于在边境战争中失利，印度拒绝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中，谴责尼赫鲁采取不诚实的做法，指出印度根本无意举行谈判。周恩来说，印度利用科伦坡建议含糊不清的地方，把科伦坡建议解释为符合印度关于恢复九月八日位置的要求，一方面又企图把科伦坡建议变为裁决，强加在中国身上。至于提交国际法庭，“说穿了无非是为了掩盖印度政府拒绝谈判的事实而已”。周恩来反复申述，中国准备以双方原则上接受的科伦坡建议为基础，立即开始谈判。“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政策的需要，一时还不准备谈判，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地等待。” 

一年以后，尼赫鲁在议会里讲到，如果中国部队在西段从边界线的他们一侧二十公里地区内全部撤出，他将愿意考虑会谈(暗示印度将放弃坚持在那个地区重新设立哨所的主张)。而周恩来过去提出的正是同样的妥协方案。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两位代表同尼赫鲁讨论后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中国政府，中国并没有拒绝，只是说，如果这是个认真、严肃的建议，应该由印度政府自己提出来。但新德里却立即否认尼赫鲁曾委托罗素的代表转达任何口信，只是说，如中国军队从西部地区撤走，“这种新情况……可能值得考虑”。但是中国政府这个时候已决定，除非印度的态度有根本改变的明证，否则中国同印度进行边界问题的讨论将是徒劳的。北京说，它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使在印度要求的先决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也并不准备认真谈判和解决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历来的态度是：它根本不承认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它武断地认为，它所主张的边界就是中印之间的已定界；它顶多承认双方有一些小的“分歧”。因此，它实际上认为，印度已经占了的中国地方是不容谈判的；印度企图占领的中国地方也是不容谈判的，如果要谈，也只是谈中国的撤出或印度的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即令边界谈判能够举行，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双方外交文件的往来继续了好几年，新德里继续公布了这些文件。在辩论的技巧上，印度赢得了赞赏；它继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把中国说成是侵略的和顽固不化的。但地面上的局势已同过去完全不同。事实上中国压倒一切的胜利已经解决了边界问题。 

随着战火硝烟的消散，大多数关心国际形势的印度人士不得不适应一个黯然神伤的新世界。昨天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今天已证明是虚妄的。那些被看作是支持者和朋友的人们既然没有真的支持自己，因而也就再算不得朋友了。印度认为不结盟国家背叛了它，因为这些国家对停止印中战争的问题想得太多，而对中印争端的起因和是非却考虑太少。印度却忘记了正是它自己过去竭力地鼓吹要对世界上发生的争吵都采取这种态度。印度对那些不问是非的中立主义者拒绝给予印度所要求的无保留的同情和支持，产生很大的反感。他们对苏联也感到有几分不满。倒是美国、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印度危急之际，挺身而出，谴责了中国，向印度提供了武器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盛行一时的不结盟的热烈气氛——特别是印度装模作样加以渲染的那一套——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样，在更广阔的国际范围内，那些使得印度的不结盟显得有意义、并在不久前颇受欢迎的各种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冷战已成过去，代之而产生的是美苏之间审慎的和解。美国在亚洲越来越积极地进行活动，反对中国。虽然当时还不能清楚地看出苏联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严重分裂的端倪已现。印度同中国的不和，适应了正在出现的大国间关系的新格局，使得印度在实际上走向双重结盟，既联美，又联苏，共同反华。俄国并没有因为美国对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而被排斥在外(当尼赫鲁把呼吁美国援助一事通知莫斯科时，俄国人答称他们理解印度的请求和需要)。相反地，他们自己也不断地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九六五年以后，美国中止了军援，莫斯科乃成为印度防务装备的最大供应者。 

边境战争的直接后果，看来是印度不加掩饰地向美国靠拢。尼赫鲁仍声称不结盟依然存在并未受到损害，但是据加尔布雷思讲，一九六三年一月印度外事秘书曾向他表示，印度政府愿意“同美国在亚洲各地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以遏制中国。印度的提议没有得到什么反应——据加尔布雷思说，美国国务院看来对此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印度的这个提议同一九六二年以前它所持的态度相比较，也许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新德里出现美国军事代表团以及美制C-130运输机大队往返拉达克运送美援物资，却公开证实了印度在中印边境失败的打击下离原来的立场的确已经走得很远。肯尼迪总统接到尼赫鲁请求援助的呼吁后，曾派出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率领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高级顾问团，此外还派遣了美国为随时应付地面紧急情况而组成的机动突击部队的司令保尔•亚当斯(Paul Adams)将军来印度访问。哈里曼一行人离开华盛顿以前，中国就已宣布了停火。不象派遣到孟加拉湾而又返航的美国航空母舰那样，这个代表团并没有取消此行。哈里曼等人乘改装的喷气式空中加油机经十八小时的飞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抵达印度。印度方面立即请他们去会见尼赫鲁。尼赫鲁对哈里曼是很了解的，同他也合得来，因此他们的会见是老朋友之间的会见。但是尼赫鲁的态度似乎有些拘谨。代表团成员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后来曾写道：“尼赫鲁写给肯尼迪呼吁援助的信把情况描绘得险恶万分，但当面对面地进行谈话时，他似乎又想完全回避谈论这一点”，据希尔斯曼的观察，“尼赫鲁大概感到，在他长期遵循的中立主义政策已成废墟的情况下来接待美国人是很为难的”。 

以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为首的英国代表团与哈里曼代表团同时来到印度，他们两者为以后三年对印度提供大量军援奠定了基础。不久，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拿骚(Nassau)会谈，对此达成了协议。[注：根据拿骚协议，美英两国平均分摊价值一亿到一亿二千万美元的轻武器、军械和子弹的费用。]美国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训印度人不要胃口太大，哈里曼对他们说，“美国愿意援助印度，但印度对现代防务的昂贵和复杂性应有现实的理解。” 

一九六三年更晚些时候，英美远程战斗机开到印度，使用印度空中基地举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演习。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尼赫鲁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要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干涉的方式，因此政府感到对这种为了迅速建立“空中保护伞”而进行的演习难以作出解释。他们说举行这次演习只不过是为了训练印度技术人员，否认“[英美政府]承担了在印度一旦遭到攻击时进行任何援助的义务”。他们还强调指出，苏联也正在帮助印度建立国防力量。 

尼赫鲁在过去拒绝接受军事援助时曾一再指出，在这方面依赖别国政府，势必削弱印度的独立。尼赫鲁与哈里曼的第一次会见，一定会使他痛切地体会到这个真理。据哈里曼的一位同事讲，哈里曼用极其文雅的方式“暗示印度需要解决克什米尔的争端，并采取同巴基斯坦进行联防的措施。”但是，他的这种文雅的手法很快就收起不用了，哈里曼和桑兹一道转而大力利用军援的许诺压印度同巴基斯坦解决争端。这意味着印度起码要让出相当一部分的克什米尔盆地来进行妥协，这是印度根本不会同意的。英美对印度的“不惜任何代价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心情产生了错觉。印度各阶层人士都在说，同巴基斯坦解决争端的时机到了，但是，他们的含意是按照克什米尔的现状来解决。对巴基斯坦来说，这并不是解决争端，倒是拒绝解决争端。但哈里曼和桑兹仍旧不断施加压力(桑兹压得更厉害)，在他们抵印度一周后，新德里宣布尼赫鲁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将要会见，以讨论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使桑兹感到沮丧的是，在上述消息宣布后的第二天，尼赫鲁却在议会中向那些焦躁不安的议员们再一次保证，他将不考虑任何“足以破坏克什米尔现状”的意见，在他的脑海里同阿尤布•汗会见，很清楚不是“谈判”，而是“会谈”。印度为了解决问题所准备作出的最大让步——调整停火线——远远没有达到巴基斯坦的最低要求。当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印巴之间的交涉就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毫无成果的、部长级的初步会谈后宣告破裂了。 

尽管巴基斯坦多次提出强烈和惊惶的抗议，美国仍继续给予印度军援。一九六五年由于巴基斯坦企图以武力使克什米尔摆脱印度的控制，触发了历时三周的印巴战争，这时美国也中断了对印度的军援，印度就转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从解决它自己的边界问题着手，同北京的关系日趋友好，并开始从中国获得军事装备。 

边境战争以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大不如前。毫无疑问这主要是战争失败的影响：战争无情地暴露了印度的虚弱；同时，尽管它矢口否认，但看来印度已暗中和美国结成同盟，共同反华。因此，它已不再能充当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者了。除此之外，从六十年代开始，印度的国内困难也在日益加剧。边境战争及其后果可能加速了这些困难，但看来它还是由于印度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所促成的。印度经济的困难和政治的虚弱日益加深就必然要削弱它的国际地位。 

度过了边境战争的印度政府，感到失败的后果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国家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政府甚至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现象，因而停止了过去为促进国家团结而建立的委员会的工作。政府解释说，这场战争已为该委员会完成了这项任务。那批神话编造者也很快开始为这次军事失败进行粉饰。在停火一个星期后，有一名记者从提斯浦尔发来了一份报道说：“如果敦刻尔克可以作为英国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坚定不屈的范例载入史册，那么，几千名印军官兵在东北边境特区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色拉地区被包围的情况下有计划地撤出，也必定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视为军事史上光辉的一页。”人们大体上都接受了官方对这次溃败所作的解释，把溃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而不是归咎于印度政府或军方领导。官方暗示说，中国部队之所以能够取胜是由于他们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而且往往不顾伤亡进行突然袭击。官方还大肆渲染印军所面临的气候上和后勤供应上的困难，而很少有人追究印军既然没有准备，为什么还让他们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同中国军队交战。政府指示陆军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失败进行调查，但是调查人员亨德森•布鲁克斯(Henderson Brooks)少将和巴加特(P.S.Baghat)准将两人却奉命不要去追究在这次溃败中的个人责任。国防部长恰范后来在议会里说，调查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那些与这次战役有关或参加了这次战役的人进行政治迫害”。此外，还不准他们向参谋局和陆军总部其他部门的军官进行查问，不准查阅陆军总部的档案。塔帕尔将军拒绝向调查委员会发表意见，但表示愿意在调查报告完成后，写上自己的批语——他的继任者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制度的。考尔递交了两份很长的声明。陆军总部的一些军官，特别是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向新任的陆军参谋长提供了几份报告，但是那些报告没有送给布鲁克斯。就连达尔维准将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从中国被遣送回国后所提出的报告，也没送到布鲁克斯手里——当时，调查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可见，布鲁克斯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能掌握全部情况，也未能对文官领导与陆军总部之间一些带关键性的交涉进行调查。然而，上级决定总要影响到下属部队单位，因此可以在事后产生的影响中去追溯当时上级所作的决定。所以，布鲁克斯的报告中就提到了灾难的根源在于“更高级的作战指挥”，也在于自一九六一年中以来某些高级军官没有能够抵制他们明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是不切合军事实际的政策。报告详细地回顾了东北边境特区战斗的过程；报告虽然没有公开指责考尔、森和塔帕尔等人，但还是点明了他们对于溃败所负的责任。这份报告的内容当然只能给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名声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印度政府就把这份报告当作绝密文件存档了事。恰范说，“我们不应该讲，或者做那些助长敌人气焰，而挫伤自己锐气的事情”，所以他仅就这份报告向议会作了一个声明。声明中很温和地提到，陆军的上级机关对若干本应由前线军官来决定的战术问题进行了某些干预。某些旅以上的指挥官的确存在着某些“缺点”。关于克节朗河到邦迪拉的“一系列挫折”，恰范所作的解释是：“那些战斗是在我们最遥远的边境上，而且在陆军所从未到过的高原上进行的。那些地方在地理上对我军完全不利，而对敌人则十分有利。”他用这样的说法来安慰大家：“初期的这种挫折是战争发展的常态，关键的是谁能赢得最后的战役。”布鲁克斯的报告本身一点也没有粉饰失败，但这份报告经过政府这么一番剪裁，遂被用来粉饰失败，反对派对之也无可奈何。不管东北边境特区的溃败是由于什么样的错误指挥或疏忽所造成。大家都很清楚：国防部和陆军毕竟已换上了新的领导班子，陆军的大规模改组、扩充和重新装备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因此，国大党准备既往不咎。看来，除非有朝一日非国大党的政府在新德里上台，否则布鲁克斯的报告是不会公布的。 

尼赫鲁没有作出打算要辞职的姿态。他和他的政府就这样地勉强地度过了危机，表面上还同过去一样。要是别的民主国家的内阁遭到这样的灾难，老早就垮台了，从表面看，甚至尼赫鲁个人的地位也没有太大的降低，人们普遍觉得国家仍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感觉压住了对领导人的批评。[注：国大党企图用紧急状态压制这类批评。国大党发出的一个通告中提到反对党“正在利用紧急状态向国大党脸上抹黑”，“甚至连总理也遭到攻击”。它号召应对此采取有力的反措施，并提出“应强调谁批评[尼赫鲁]，谁就是卖国贼。”]但事实上，尼赫鲁过去对议会和国大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地位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八个月中，也始终没有得到恢复。国大党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在它就梅农问题上责难尼赫鲁、迫使梅农辞职，并且不理睬尼赫鲁暗示他也想辞职的时候，就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从那时以后，往日只要尼赫鲁一提到他想暂时下野就能使国大党惊慌失措的那种状况，也永远结束了。 

新德里的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本来是很自然的，甚至是早就应该发生的。但是在尼赫鲁继续担任总理的期间，这种变动反而使政府更加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根据十一月宣布的紧急状态法令，中央政府对各邦和个人都拥有无上的权力；因此人们曾期望政府能以坚强的行政手段指导因边境战争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潮，从而使印度可以从此阔步前进。但是这些希望都落空了。既然并不存在战争，战争的努力很快就冷下来了。在边境战争之前，当尼赫鲁还处于全盛的时候，可以说印度有了一个不愿建立独裁制度的独裁者；但在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刻，印度有了独裁制度，却又没有一个独裁者。 

只有在国防方面，印度政府表现得果断坚决。多年来军费拨款都受到很大限制，但现在印度三军，特别是陆军，几乎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在以后的两年里，印度的国防开支增加了一倍以上。[注：印度国防开支一九六O至六一年为2,809,000,000卢比；一九六一至六二年为3,125,000,000卢比；一九六二至六三年为4,739,000,000卢比；一九六三至六四年为8,161,000,000卢比。同一时期物价上涨约百分之八。(以上数字系根据年度预算)]陆军成立了六个新的步兵师，编制和武器都按照山区作战的要求，过时的装备换上了新近获得的美英装备。虽然大部分费用出自军事援助项下，但是国防开支的骤然增加必然会打乱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五十年代后期，印度发展经济已开始感到十分吃力，到了六十年代，就更加一蹶不振。毫无疑问，重整军备并在北部边境发展和维持强大的防卫态势的重担，起码构成了导致国内计划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军事上的溃败使陆军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是翻了一个身。文职官员再也不能干涉陆军的内部事务了。从今以后应该乖乖地听话的是那批政客，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对军人摆架子，发号施令了。政客们对军人们发动政变的可能感到忧心忡忡。尼赫鲁在十二月致罗素的信中提到“军人意识在印度的蔓延和军人权力增长的危险”。印度政府还拟出了防止军人夺权的方案。比•齐•帕特奈克除负责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回国进行游击活动外，又奉命制定应付政变的计划，并由情报局长马立克充当他的副手。高级军官受到了监视，他们的谈话被窃听，据一名同这些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员说，甚至对来访的英帝国参谋总长理查德•赫尔(Sir Richard Hull)将军的谈话也同样地进行了窃听。中央后备警察的几个特务营也部署在首都附近。还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在一旦发生政变时，在陆军还未来得及劫持尼赫鲁之前，迅速地把他送到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个安全地点隐藏起来。其实这些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军人们十分安心于进行他们份内的工作，他们对将要进行的重新装备和扩编队伍的巨大任务尤其感到高兴。虽然如此，恐惧仍是实情，而且始终存在，这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鲁逝世的那一天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天，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增调了几千军队进入首都，以加强送葬队伍所经过的道路和火葬场的警戒。这就使马立克怀疑政变终于就要发动，政府也加强了监视。在葬礼后，乔杜里中暑躺倒，这才使文官们松了一口气。后来，国防部部长恰范要求乔杜里对那次调动军队作出解释，乔杜里激愤地指出：根据他参加甘地葬礼的经验，他有充分理由认为可能需要增派部队以免人群拥挤、秩序紊乱。象过去一样，这不但是一场虚惊，而且愚蠢可笑。有人说这同马立克对乔杜里的私怨有关，因为乔杜里曾批评情报局对一九六二年战败负有责任；这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 

用一般的政治术语来说，作为边境战争的后果，印度政局明显地向右转。但说得更确切一点，印度左翼作为一支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暴露了它固有的肤浅和软弱性。边界争端加速了印度共产党原有的分化，而边境战争又使分化扩大为公开分裂。当时控制印共领导机关的右翼分子宣布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战争努力，并号召要“团结一致地支持”尼赫鲁，要“加强他的地位并执行他的命令”。在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刻，印度政府一度不加思考地大批逮捕印共，此后又有分别地释放了其中的一些右翼分子，这个作法更加重了印共的分歧。此后，分歧一步步转化为正式的分裂；而当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出现的分裂，也为他们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分野。由于共产党议员的内部分裂，使他们在议会中的影响比以前更为下降。然而在左派领导下的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仍保持着自己的实力。后来进行的选举，证明左派共产党人直言不讳地同情北京，拒绝谴责中国进行侵略，并没有使他们在群众中降低声誉。 

非共产党左翼主要是由于梅农的下野而受到所谓的削弱，这就使得政府中的右派的对手只剩下了风烛残年的尼赫鲁，右派所要反驳的也只是这班人过去所作的社会主义诺言。但国大党左翼原来就是徒负盛名的。独立后多年来，有许多社会党人脱离了国大党——这些人成为反对党议员后又再度分裂。尼赫鲁在制定国大党政策中虽然能够掺进一些平均主义的诺言，但在地方各邦中特别有势力的右翼分子，不难破坏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现在尼赫鲁在处理外交政策中给印度带来了灾难，这就使得他在国大党内的政敌和各反对党派得以公开地攻击同尼赫鲁有关连的一系列政策。 

右翼的人民同盟，或许能够从边境战争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更持久的国耻感中，捞到某些好处，但中印争端对印度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影响远不是带根本性的。它大概只不过是加速了已在发展中的趋势罢了。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这是边境战争的一个最显著、也许是最悲惨的后果。梅农在一九六二年后谈到尼赫鲁时说：“他垮了，沮丧不堪，因为他耗尽一生精力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完蛋了。”他身上原来剩下来的那点朝气也消逝了，他的背驼下来了，路也走不稳了。他怨恨中国人伤害了他，认为他们辜负了他和他所努力追求的一切。对尼赫鲁的批评开始公开化了；人们又很起劲地怀着期待的心情谈论着“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这样一个老问题，甚至认为即将来临的变化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边境战争以后，在印度很少再听到强迫中国人“撤除侵略”的说法——尽管在一九七O年国大党内的反对派还想逼使印度政府做出这样的承诺。前进政策寿终正寝了。印度陆军在拉达克集结兵力并修筑了通往前沿阵地的公路，但这些活动都是在中国主张线之外进行的，而且是防御性的。军人们懂得，在西段中国方面在战术上占有压倒的优势，印军永远不可能向他们发动并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只有在别处把中国人打败之后，才有可能把他们赶出阿克赛钦高原。但由于中国陆军在数量上占有全面的优势，他们在西藏高原又具备行动上的有利条件，因此只要中国中央政权不倒，印度就决无希望在北部边境任何地点发动成功的进攻。 

中印边境处于休战状态，两国的外交关系不死不活。虽然尼赫鲁受到不少的压力，印度并没有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然而为了向国内舆论让步，他封闭了中国驻孟买的领事馆，结果使印度也失去了驻拉萨的领事馆——这个损失一定会使英国的寇松勋爵在九泉之下辗转反侧。要过多少年后，印度才可能有人敢于提出同中国修补关系的倡议。一九六九年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曾为此进行试探，但马上就遭到议会的批评。看来中国方面也没有兴趣改善同印度的关系。印度仍坚持对阿克赛钦的要求，同样地，中国的地图也继续置麦克马洪线于不顾，而依然把东段同印度的边界标成是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边沿。如果印度准备接受的话，也许北京长期以来关于以现状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仍然有效。但是如果就这样回复到开头的老样子，就等于印度默认自己犯了错误，抛弃它把自己看成是一九六二年中国无端侵略的无辜受害者的牢固信念，这将决不是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