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争端反思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英] 

[出自《南亚研究》] 2000.2 

郑经言[翻译] 

投笔从戎[校对制作] 2006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 编者按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二、争端为何依然未得到解决 

中国在边界战争中的胜利是完满的，印度的失败是绝对的，但是通过其它办法作为外交的继续，中国的惩罚性远征只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成功。印军的溃败导致对各总部的肃整。只有一两个阿谀奉承的军人保住了他们的前途。[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任军事行动处主任的D.K.帕立特准将，他是在陆军官员报告(仍未公布)中被指责为印军的溃败负有责任的4个成员之一，但是他却升为少将。自然，在他自己的记述中不会提及这一共谋：《在高峻的喜马拉雅山上的战争：1962年印军在危机中》(War in High Himalayan: The Indian Army in Crisis，1962，赫尔斯特公司，伦敦，1991。)]印军回复到由专业人员指挥，曾将它引向前进政策并导致溃败的政治干预宣告结束。边界恢复了平静，在25年中不再有印军在西段挑战性的刺探，或者越过麦克马洪线。但是政府在外交做法上没有变化。尼赫鲁的立场依旧僵硬，而现在还的确为一种想象中的伤害和背叛感，以及真正的羞辱感所加强。中国使用武力并没有决定性地和持久地完成其两项政治目标中的任何一项：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来；并向印度人表明，在这种谈判前试图以武力将印度的领土主张强加给中国是徒劳的和在自我毁灭。 

周恩来与尼赫鲁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使他感到颇受轻蔑和令人愤怒[注：1971年作者在北京同周恩来讨论中印冲突时，他仍怀有并表达了那些感情。]。1963年4月他认真起来，终止了总理之间的通信。他指责尼赫鲁采取了“一种表明印度根本不打算举行谈判的不诚实的做法”，并以更糟的结尾收场：“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的政治需要，暂时不准备进行谈判，中国政府愿意耐心等待”。36年之后，它依然在等待。 

中国的态度自周恩来在1960年高峰会议上首次阐明以来从未改变。自那时以来一次最为明确的阐述是1981年邓小平在接见一批印度评论员时简洁地作出的：中国从未要求归还为旧殖民主义者非法并入印度的全部领土。中国建议双方都在实际控制边界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中国在东段，印度在西段，以使中印边界问题在一揽子计划中予以解决。[注：卡鲁纳加尔•古普塔在《中印关系：还事实真相》中予以引用，《政治家报》，新德里，1981年5月11日。]

尼赫鲁所采取的曾使其政府无所作为的立场。使得逆转、甚至是调整，都非常困难。除了他自己和其他政治家的花言巧语外，在边界战争期间议会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及其后继者——“收复”全部被中国占领的印度要求拥有的领土。1954年发行的官方地图是如此充满信心，以致将印度边界说成是“牢固和明确的”——而且是不可谈判的——这可以用来作为论据，说明任何与北京的妥协解决方案将会牵涉到割让印度领土。宪法没有赋予行政机构割让领土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在一项条约能得到执行前，需要对宪法进行修订，而要做到这点，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政治环境里都将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即使某一届印度政府准备迎着政治风暴同北京展开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努力仍然会遇到尼赫鲁设置的路障。 

不过历届继任政府都谨慎和缓慢地跨着步子，同北京走向关系正常化。作为其父尼赫鲁贴近继任者的英迪拉•甘地在1976年将外交代表恢复到大使级。在1979年人民党政府当政时，当时的外交部长A.B.瓦杰帕伊访问了中国，在这次访问后，重新开展了就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低级别官员的讨论，结果是立即在基本矛盾上触礁——北京建议要谈判的内容新德里认为是不可谈判的。尽管这些会议是在激烈的争吵中进行的，到八十年代中期，关系却得到稳步的改善。接着在1987年边界争端突然再次变得尖锐起来，重新走向武力仲裁，第二轮印度对华战争。 

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那样，陆军总部的变革将另一位具有“拿破仑情结”[注：这些判断是一位十分了解该将军的老资格印度官员同作者交谈时作出的。]的军人安置在最高指挥的地位。早些时候，尼赫鲁的亲信考尔将军，一个低层公关官员，由于总理的偏爱被提拔到崇高而极为重要的参谋局长的职务，接着担任负有将人民解放军从印度要求拥有的领土上请除掉之责的军团司令官。在八十年代，K.森达尔吉担任了陆军参谋长，他也是个雄心勃勃的军人，但是同考尔一样，在其履历上没有战斗的经历。他拟定了一个印度式的鲁登道夫计划，期望出现一次能让印度利用其军事优势使巴基斯坦沦为一个“断了脊梁的国家”的机会。

1986年印度在巴基斯坦边界实施了直到当时为止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黄铜平头钉行动——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其目的是“制造一种巴基斯坦将被迫进行攻击的局势”。[注：拉维•里克耶：《从未有过的战争：印度战略失败的故事》，(Ravi Rikhye, The War That Never Was: The Story of India's Strategic Failures，西纳克亚出版社，德里，1988)，第35页。]森达尔吉没有得到将其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因为巴基斯坦政府镇定自若，不为挑衅左右。于是他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将陆军的注意力转到在麦克马洪线地段针对中国。 

东段的局势通过另一次爆发的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以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的地点命名的“朗久综合症”而变得再次燃烧起来：印度人坚持有权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那些他们认为当地地形说明麦克马洪将线画得太过靠南的地区(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他将线画得太过靠北的地段)。正如自1959年以来所证明的和在1962年10月斩钉截铁地回答那样，中国不允许这种单方面调整，总是勇敢地面对它们。然而在1985年，当春天冰雪融化，印度人的巡逻季节再次开始时，特别服务局(SSB，1963年成立的一个边界侦察和情报机构)派出了一个分遣队。在桑德洛河(The Sumdarong Chu)上建立了一个观察哨所。那个地点使哨所对中国人在塔格拉山脊背后的军事部署一览无遗；而且这个新哨所不仅是位于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一边，还由于它曾是边界战争的爆发点因而是个具有特别意义和敏感的地区。 

1962年人民解放军单方面撤军时提出的条件规定：在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不丹边界和塔格拉山脊之间三角地带的领土要成为非军事区，并且保留“反击”的权利，如果印度进入该地区。 

然而，中国人对新哨所的建立没有立即作出反应，直到冬天降临时特别服务局分遣队撤离前它未受到挑战。在察看撤走的地点时，中国人注意到已经开始工作要把这个地变成一个长年性的哨所；他们摧毁了那些结构，并建立了自己的哨所，还开辟出一个直升机场。在1986年7月特别服务局的人员返回要重占阵地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已牢牢地把守在那里。中国人预料到的那些言词很快地披露给新闻界，官方发言人同往常一样将它说成是未经挑衅的对印度领土的入侵；8月8日印度政府正式谴责中国故意派出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在桑德洛河地点先发制人和不让印度占有它一事被森达尔吉将军利用来作为陆军必须采取行动的一次挑战。接着一次新的演习，猎隼行动，在一次例行的地图演习棋盘行动的基础上被很快组织起来。后者原来曾计划大约在那个时候实施。猎隼行动是要同中国对抗以在其边界显示巨大的进攻力量，如黄铜平头钉之对巴基斯坦一样。 

1987年初印度陆军逐渐收缩黄铜平头钉，开始从西向东和从南向北部署重兵。作为开端，三个步兵师，尽管由于它们在黄铜平头钉中担任的角色弄得紧张而疲劳，还是穿越印度被调往麦克马洪线地段。到1987年4月，印度军队已以巨大的兵力据守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在那里其几个营在边界战争开始时曾被打垮过。印度人在桑德洛河建立了两个很强的威胁中国哨所的尖兵哨，中国人立即在距其7至10米处部署与其对峙。印度人在七个分得很开的尖兵哨所，都跨过麦克马洪线向前作了少许移动，这立即引起中国人的反应，形成对立的两军之间的紧贴接触对抗。于是，森达尔吉放弃了交火。 

到此时为止，印度陆军经过几十年的重新武装和扩军，与1962年勉强集中起来要将人民解放军从其在塔格拉山脊居高临下的阵地上赶走时的装备不良、衣着单薄的军队大不相同，后来尽管有牢固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将领无能，没有进行战斗即告崩溃。现在印军不仅对在这种地形中作战很有准备，装备精良，而且有多条公路通达靠近关键的边境地区，并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提供给养和支持地面攻击。在演习的高峰时，印度部署了12个师和好几个附加的独立旅来反对东北方面的中国人。印度空军的地面支持和战斗轰炸机都被调到阿萨姆和北孟加拉的机场：据来自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有5个空军中队。 

森达尔吉将军的计算是，如果中国人象他们1962年所干的那样被招引作出反应，使用轻装步兵开展迅速移动，猛烈打击扫荡周围的印军阵地，他们可以被从准备好的防御基地进行攻击的优势印军所制止、包围和消灭——一种被森塔尔吉称为“围歼”的策略[注：1993年11月在哈佛与森达尔吉将军的谈话。]。如果中国人以武力作出反应，他的战略还要求对西藏实行有限的反攻，伴随着印度空军对步兵起支援作用。必要时扩展到确保制空权，轰炸中国在西藏的空军基地。森达尔吉的战斗方案似乎以越南成功地抵抗中国的入侵作为范例：不久前他曾率领一个印度军事代表团访问过河内。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象他们在1962年所干的那样作出反应。他们对西藏大大地进行了增援，包括来自成都和兰州的野战军，伴随着战斗轰炸机和适于在高原上行动的战斗直升机。北京的领导人无疑知道在新德里官方圈子里所表达的观点——公正地说，是在他们异常偏激的时候——即印度应当将其边界推到藏布江[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30页。经同意引用。当时一位著名议员拉姆•马努哈尔的观点：“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边界扩展到西藏的布拉马普特拉(或藏布)河(江)”。穆立克争辩说，只有到了这个地步，“印度部队才能就有关地形和适应水土而论是在更平等的条件下同中国人会战”。]，因此慎重行事。5月间，北京正式警告印度它坚持“侵略”的严重后果。当时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印度陆军计划并准备以一个师的进攻来清除在桑德洛河地区的中国人；但有两次，据这些报道说，在最后一分钟撤销了攻击令[注：拉维•里克耶，《印度时报》，1987年4月16日。]。此种行动无疑会重新点燃一次全面规模的边界战争，或许有更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北京没有被一些刺耳的话挑动起来进行报复。 

印度政府将这次对抗看作是中国借故生端侵占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的另一结果的说法淹没了北京比较真实的陈述，犹如曾经匆忙走向边界战争时发生的那样。但是考虑到这一对抗的潜在爆炸性，令人吃惊的是在国际上却很少公开对此予以关注[注：作者在《南方》上的文章：《走向印度的第二次对华战争？》(伦敦，1987年5月)是个例外。华盛顿官方的知情人士使他对印度挑战的规模和严重性一直保持警惕。]。然而，卫星观察使华盛顿可以看到所发生的一切，行政当局从大约1987年3月起便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看来美国人在4月间中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将军访美时向他提出了此事，引起的反应是：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的刺探，它将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使华盛顿的官员想起邓小平在去年10月当时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北京期间对印度所进行的激烈批评，据《远东经济评论》消息十分灵通的通讯员称，当时邓“指责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说，如果不停止这种行动，中国将不得不‘教训一下印度’”。在1987年3月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去北京时，邓再次就印度行动的潜在后果发出警告，并劝告美国政府考虑美国计划向印度提供高技术防御装备在印度的各邻国所造成的忧虑[注：纳廷•昌达，《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6月4日，第42-44页。]。 

美国人全然不喜欢看到任何一种情况。在印度与中国发生争吵中华盛顿的最高希望(和最深远的计划？)得到满足的欢欣鼓舞的日子早已过去了。现在此类冲突不符合美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得到过这样的通知。从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即清楚表明，苏联希望看到新德里和北京之间恢复良好的关系，自己还采取了为开始解决同样棘手和显然难以处理的中苏边界争端所需要简单的——但有预兆性的——步骤。 

1987年夏末对抗以惊人的速度缓和了。这一巨大逆反大概反映了印度总理或内阁在回应美国的警告中对权威的一次过时伸张。新德里在其声明中把调子放低了；还接着伸出一个橄榄枝：寻求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北京的邀请。 

沿麦克马洪线对立两军的地方司令员之间的会见得以安排。这导致在某些地区的脱离接触。然而在塔格拉山脊的4个哨所眼对眼的对抗依然如旧。在整个东段，印度陆军仍将兵力部署在前进阵地上，森达尔吉学派的另一位将军在1995年发表意见说，这使其部队“自他们1962年正是在这些山地上受辱以来第一次在斗志上胜过了中国人”。[注：阿肖克•K.梅塔将军：《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土？》(“Why Are We Quitting Our Territory?”)，《印度斯坦时报》，1995年9月13日。]此后不久森达尔吉的任期结束。他退了休，但强调说：他曾提出挑战，而北京对它的反应被动，这恢复了印军在1962年丧失的斗志，“将其尾巴再次翘了起来”。[注：1993年森达尔吉在哈佛对作者的谈话。] 

拉吉夫•甘地1988年12月对北京的访问并没有出现什么突破，但是正在进行的边界问题的讨论被提到较高的级别。两年后李鹏总理对拉吉夫•甘地进行了回访。就边界争端来说，这次高峰会见还是没有提出什么可以显示的东西，但是在幕后却取得了进展，因为在甘地的访问后，印度方面的做法有了变化，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也是在官员一级。变化的一个因素也许就是森达尔吉玩弄边缘政策的余波。将也许6万人的部队(有些估计认为人数要翻一番)部署在位置遥远、条件极为艰苦的边界沿线，给国防预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对士气有破坏作用。但是单方面撤退部署在中国边界上的大部分部队，甚至对其作出有意义的减少，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家和反对派作为退却和投降而对政府进行攻击。如果要纠正印度的紧绷的和被歪曲了的军事态势，那就得在同中国签订一项提供相互对等的协定的掩护下进行。 

接受北京40年长期有效的老建议，开展目的在于划定边界并接着联合将它们标定的谈判，在新德里依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能悄悄地绕过尼赫鲁拒绝维持边界现状的立场，某些官员好象作过论究。陆军的苦境便能得到解决；在边界上的实际控制线如果在几十年或几代人期间不予触动，最终也许在印度被认为是可以进行谈判的。但是，认识到企图同中国达成允许使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带有高度的国内政治风险，所以不得不谨慎地、试探性地进行处理。因此作为第一步，外交部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 

1991年7-8月，中国的副外交部长齐怀远访问新德里，与一些官员进行了会谈，接着会见了总理V.P.辛格。在齐离开后，印度官员向外交通讯员暗通消息说，会谈取得了突破——根据达成的一项协议双方将保持中印边界的现状。这一泄漏展示在9月2日的精英集团的布告栏，即各主要英文报刊上[注：《印度教徒报》，《印度时报》，《政治家报》。]。这一协定并没有使人想起，用尼赫鲁的说法，其含意是有效放弃了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这条新闻被政治家和报界平静地接受了，甚至以满意的心情。但是事实上声称达成了一项维持现状的协议是虚假的。 

在会谈中一致同意的全部内容是促进在边界上对抗的两军之间通讯的各种措施[注：这在一年后被参加新德里会谈的中方一位成员对作者所明确确认，并后来在与北京外交部的几位官员进行的讨论时得到确认。强调了那时的现状在事实上对中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它包含着与印度部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贴近对峙；印度部队应先行撤退以实现脱离接触然后才能达成维持现状的协定。证明这曾是一个试探气球，1991年的报道，纯属故意编造，到1993年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才真正得到谈判，并表现在一项条约之中。]。但是试探气球没有引来敌对的火力必定鼓励了散布这一消息的印度官员去坚决推进，去努力使陆军能脱离接触，并在走向边界问题解决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这些努力在前外交部长P.V.纳拉辛哈•拉奥成为国大党政府的总理时得到加强；他可能感到比其紧挨的几届前任政府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因为国大党在1988年决定，印度应当在“相互利益”和“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同中国寻求一项解决办法[注：苏尔吉特•曼辛格：《中印关系》，见《亚洲慨览》，1994年3月。]。再者，一位阅历很广而活跃的外交家J.N.迪克西特出任外交秘书，集中注意并给予外交部派往北京的触角以新的推动。到1993年6月，已与中方拟定了一个初稿。总理批准它作为预定9月高峰访问期间要在北京举行的最后讨论的基础；但在间歇期间，他和迪克西特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向政治领袖们说明了政府这样做的理由，并解释说，达成一项协定符合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批准，甚至从反对党方面——而且坚持在这一过程期间不要向外泄露，这次也得到遵守。[注：1995年3月8日在赫尔大学与J.N.迪克西特的会见。北京坚持的一点是希望加入象征中国拒绝承认印度1975年兼并锡金的措词，而在1993年9月拉奥赴北京时的初稿中有这样的含意，印度人坚持要删去，中国人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这一要求。]结果，在北京会谈结束后宣布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时，公众感到吃惊。 

该协定三页九条。是一个示范性文本，简洁而明确。熟悉中印争端过程的人没有人在阅读它时不会联想到，如果1959年尼赫鲁政府同意了周恩来的正是这样一个维持现状协定的主张，该会避免了多少冲突和破坏。对印度方面来说紧要的段落，一个也可使尼赫鲁得以解放的段落，是防止误解的说明：“提到实际控制线……不妨碍[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各自立场”。[注：引自来自印度外交部的一份抄件的原文。]

总之，协定作了如下规定： 

——双方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双方严格遵守和尊重实际控制线。 

——在实际控制线上的兵力将减少至“与……友好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水平……”。 

　　 ——双方将建立一个加强的工作组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的。 

纳拉辛哈•拉奥对政治基础的仔细准备产生了效果，在印度没有发生反对该协定的叫喊。这在实际上在不事声张中消除了尼赫鲁边界政策的两个支柱之一。 

这个协定象1954年协定一样在开头引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意将沿边界线的危险摩擦排除在争端之外，开拓中印缓和的道路，顺便使印度陆军得以在战略上重新部署。但是障碍存在其执行之中，因为执行得从协定的实际控制线的确切走向开始。印度方面坚持要保留在森达尔吉的冒险主义演习期间取得的在战略上没有意义的小片领土，这意味着执行变成了一个令人烦恼而拖长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着。 

在1993年的高峰谈判中双方都认识到：协定此后要抓紧的第一个任务必须是使在桑德洛河附近危险地近距离对峙的4个哨所脱离接触。中国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印度人应当首先撤(这样便使得原来作出反应的中国哨所成为多余，然后让它们撤走)。北京争辩说，所有的哨所都清楚地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因而处于有争议的领土之外，在中国本土上。但是在印度方面看来，根本没有什么“有争议的领土”，印度所主张属于印度的，便是印度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由印度部队启动从桑德洛河的4个哨所脱离接触的问题。中国人必须首先撤退，以此承认有关的领土是印度的。在1995年8月在新德里举行的工作小组会议上达成了妥协——相互同时撤军[注：这一背景是从1996年10月在北京外交部的讨论中得来的，后来又与印度的有关官员进行了讨论。]。 

被当时任印度外交秘书的萨尔曼•海达尔欢呼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的这一协定的迅速宣布，并没有象前几次那样被平静地接受。在印度的政治意见中，言词和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撤军，那怕是从一丁点的领土上撤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协定及其随后的从桑德洛河附近的两个印度哨所的撤退受到一些政治家和记者的强烈批评。一个最温和的典型是一位前任外交秘书A.P.文卡特斯瓦兰的的抱怨，他认为这个协定是印度“俯首屈从、放弃优势而没有确保一种补偿……”。[注：1995年9月3日《先锋报》(新德里)。]没有后继的从前线阵地上的有意义的脱离接触，尽管有报道说有大量的印度部队从中国边界调往巴基斯坦边界。 

1996年12月，又一次在新德里，进一步签署了一个在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承担义务不进行攻击，并采取措施减少或限制其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对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地点制定了限制，并对迅速的通讯联系作了规定。在由于对实际控制线的定位出现不同看法而引起对峙时要求自我克制，并要加速对实际控制线的澄清和确认的过程。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例行会议继续举行，但它们已从原来求得渐进的战略性脱离接触而不妨基本的边界要求的目的转向，回到争端的核心——哪些领土属于哪方？ 

情况就是这样，如瓦杰帕伊总理在写信给克林顿总统为其政府的核试验进行辩护时所说的，中印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确，它距离解决，甚至距离谈判仍然很远。最近印度政府的多位部长公然把中国称为主要的战略敌人表明，纳拉辛哈•拉奥行政当局在实际控制线上实现安定的意图不适合占统治地位的印度人民党的想法，并且暗示只要它在当政，就有可能在边界上出现新的对抗。因此，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确认：首先，它[不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除非印度政府方面通过无理性的政策制定予以创造；第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第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而且，如果继续，还可能重演。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边界战争看来是减少了，甚至是无足轻重了。但是冲突却不仅对印度和中国，而且也对整个国际社会有着深远的和有害的影响。假若尼赫鲁能表现出缅甸的吴努那样的智慧和政治勇气，并且象他那样，大约在1959年，同北京谈判出一个相互满意边界解决办法，并以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的条件签署了它，世界政治该将会出现多么不同的情景。那么，中国就不会遭受冲突和印度诬陷带来的僧恨，代之的是其国际威信的极大提高。北京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许会提早好多年。印度可能不会走向导致与巴基斯坦1965年战争的扩军备战。中美关系可能早就得到修补，并很可能对华盛顿对越南的做法产生影响。还有，印度的核试验的唯一借口自然不会存在——不过那时，事情就成为双料虚伪，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自独立后不久以来，即一直保证要使印度拥有核武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