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始皇”：一千年以后的翻版“秦始皇”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人们自然会提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缅甸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英明领袖”，缅甸人称之为“三大帝”。其中，第一个统一了缅甸的蒲甘国王阿奴律陀位列“三大帝”之首，他在缅甸的历史地位与中国的秦始皇相当。

每年建军节，缅甸军队都要在首都内比都的三大帝广场上进行阅兵仪式，三大帝的雕像中，最左边的是第一个统一缅甸的蒲甘国王阿奴律陀。

这位“缅始皇”上位的过程，竟也与秦始皇有些相似。尽管没有吕不韦、嫪毐之类的“仲父”、“假父”，但蒲甘的前朝诸王也没少做有违纲常之事。在阿奴律陀很小的时候，其父王的养子发动宫廷政变而夺下王位，父王被赶进寺庙当了和尚。新王进而强娶了阿奴律陀的母亲（也就是新王自己的养母），立她为皇后，并在人前人后以“弟儿”（Brother-son，既是弟弟也是儿子的意思）来称呼阿奴律陀。这称呼同“仲父”、“假父”的含义相差无几，自然使阿奴律陀感受到莫大的侮辱。长大成人后，阿奴律陀发动了一场叛乱，并与新王进行了一对一的决斗。结果，新王连人带马被阿奴律陀挑进河里，一命呜呼，阿奴律陀则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加冕登基。

阿奴律陀在位33年，在此期间，他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将蒲甘从伊洛瓦底江中游河谷地带的一个小城邦国，拓展成为与今日缅甸领土面积相近的庞大帝国，很有些“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同时，他还在政治、军事、农业、宗教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变革，为帝国江山奠定了将近250年的基业。

在蒲甘王国的中心地区，阿奴律陀实施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建立了皇族、贵族、朝廷官员、地方乡绅等逐级下放的官僚体系；对于被其征服的其他族裔臣民，比如，先于缅族而居的骠族和孟族，他采取了怀柔政策，尊重异族传统，加强民族交流；对于边远地区的民族，如掸族和若开族，他采取了民族自治或宗主纳贡的策略，从而使帝国呈现出一派民族团结的和谐景象。

阿奴律陀大兴水利，发展农业，使炎热干燥的蒲甘地区成为缅甸中部的粮仓，使百姓丰衣足食，国库丰盈充裕。他在河谷地区建造的江堰、运河、以及一整套的灌溉系统至今仍为当地人们所使用。

此外，阿奴律陀指导缅族学者，在孟族文字的基础上，创立了缅族文字，并推广缅文与孟文、骠文、巴利文一同使用，逐步突出缅文的统治地位。他还在王朝控制的范围内，向边疆地区大规模迁徙缅族移民，使缅族文化成为境内的统治文化。缅甸最早的移民——骠族——就是在蒲甘时期被逐渐缅化，而最终消失了的。 

罢黜百家，独尊小乘佛教

这时的蒲甘，兵强马壮，仓廪殷实，真可谓盛世空前。但阿奴律陀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他知道，维系帝国的统治不能仅仅依靠这些“硬实力”，他需要找到一种可以武装臣民头脑的“软实力”。而软实力的根本、文化的根基，则是宗教，是信仰，是价值观，如果帝国子民的信仰混乱空虚，价值观落伍，那再怎么穷兵黩武，也无济于事。

而蒲甘当时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教派，正邪不一、鱼龙混杂。其中有早年从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教，也有改革后的印度教，有从南诏传来的大乘佛教（汉传和藏传都有），也有当地土著的鬼神崇拜。阿奴律陀对这些教派都不满意，尤其是作为藏传佛教一支的阿利教（传自南诏的阿利教在云南大理地区有流传，至今不绝），最让他大光其火。

缅甸后几个朝代的“皇家编年史”中，将阿利教视为邪教。书中记录道：阿努律陀初登王位时，蒲甘某个村子里有30多名阿利教僧侣，6000多名教徒，他们个个舞枪弄棒，酷爱骑术，纵酒食肉，口念咒语。阿利教徒藏文于小树内，等到小树长大之后，聚众取之，哄骗大众说，那是“神谕”。此外，阿利教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村中但凡有处女出嫁，都必须先送到寺庙，与阿利僧人度过初夜，请阿利僧人破其处子之身。

我在蒲甘郊区的佛寺中找到了阿利教徒男女赤裸相拥的壁画，可笑的是，门口小贩兜售的壁画拓片，却给男神女神们穿上了衣裙。可见，蒲甘之后统治缅甸的小乘佛教对阿利教仍然抱有成见。

蒲甘寺庙外小贩兜售的庙内壁画复制品，阿利教徒被穿上了衣裙。而在寺庙里禁止照相的真迹壁画上，他们是赤身裸体的。

阿奴律陀的父母都是阿利教的信徒，自己从小跟随父亲到寺庙里修行，对阿利教僧人的一些放浪行为早有了解。但是，最让阿奴律陀反感的还不是这些。阿利教士在蒲甘的影响力已经不限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还形成僧侣团体，蛊惑民众，干预朝政，而这，让阿奴律陀越来越难以容忍。他开启的宗教改革，第一步就是剥夺阿利教僧侣的权力，解散僧侣集团，将阿利教徒赶出蒲甘，赶进深山老林，并明令百姓不必再奉献子女的“初夜权”。

紧接着，阿奴律陀启动了宗教改革的第二步：“罢黜百家，独尊小乘佛教。”

阿奴律陀在征服南方的孟族时，开始接触到小乘佛教，通过与孟族高僧善阿罗汉的对谈，他认识到，小乘佛教的经书更纯粹，信徒更寡欲，也更利于统治。善阿罗汉本是他的俘虏，但阿奴律陀以礼相待，将俘虏尊为国师。他用几十头大象，从孟族城邦的勃固和直通两地，驮回13部完整经藏与大量佛迹，同时带回了500多名孟族高僧及几万名能工巧匠，开始在蒲甘周围广建佛寺。

“缅始皇”的后代们继承了他对小乘佛教的拥护和扶植，此后的250年里，蒲甘王朝在都城方圆4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修建了一千多座佛塔、一万多间寺庙以及三千多所佛学院，吸引了众多来自斯里兰卡、高棉、暹罗、兰纳、澜沧等地的僧侣和信众，使蒲甘成为东南亚小乘佛教的中心。       

人人都想做和尚：成也佛教，败也佛教

然而，正可谓成也佛教、败也佛教，蒲甘王朝历时近250年，其最后的衰败竟也与佛教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在蒲甘王朝中期，朝廷实施了一项善举，对馈赠予寺庙的土地免征税收。多年以来，蒲甘王朝的王公贵族们为了积善，纷纷在自己的封地上大修寺庙，一座比一座宏伟，一个比一个精致。到了王朝晚期，全国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已归寺庙所有，税收不上来，结果造成国库财政吃紧。僧人待遇优厚，是提升社会阶层的重要跳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家为僧，田里缺少壮劳力，军队也征不足兵丁，粮食产量逐年减少，内忧外患便纷纷显现出来了。

先是南方附属国造反，后又有西边敌国进犯，但最危险的则是来自北方的蒙古军团。1254年，蒙古骑兵翻越过苍山，消灭了大理国；1271年，忽必烈定都北京，建立元朝；5年之后，元朝大军攻破临安，南宋破灭。蒲甘军队和蒙古军团打过几仗，每次蒲甘军都大败而归。1287年，当蒙古骑兵再一次大兵压境时，蒲甘王朝竟然凑不齐军队，因为男丁大多进寺庙当和尚了。蒲甘王朝的末代皇帝那罗梯诃波帝不仅没有抵抗，反而甩下一国百姓，只身跑到南方的儿子那里避难去了。

蒲甘塔尤克派寺墙上斑驳褪色的壁画。守庙的小伙子指着这幅画说：“喏，有辫子的就是中国人。”我其实很想告诉他，那是忽必烈的蒙古兵，跟他理解的“中国人”不是一回事。

在缅甸的史书中，这位蒲甘末代皇帝因两件事而著名，一件是他在位期间嗜好铺张奢侈的饭局，据说，一顿饭竟要上300多道菜。另一件就是他的弃国逃跑之举，缅甸人称他为：“塔尤克派敏（Tayok-Pyay Min）”，意思是“从中国人面前逃跑的皇帝。”

我在蒲甘时，无意中走进了一座寺庙，守寺的小伙子给我介绍，这座寺庙名叫塔尤克派寺！“敏（Min）”是皇帝的意思，“派”是逃跑的意思。而在古代，缅甸人将境内及邻国的居民分为5大族群：一，缅族；二，孟族；（这两个都是单一民族）三，掸族：指来自缅甸以东的民族，包括掸族、泰族、高棉人等；四，“卡拉”（Karla）。来自缅甸以西的印度人、阿拉伯人、甚至后来的英国人都统称“卡拉”；第五个族群就是“塔尤克”，字面上的意思是指中国人，实际上却包括了蒙古、突厥等所有来自北方的民族。

这座塔尤克派寺正是那位蒲甘末代皇帝修建的寺庙，因为逃跑匆忙，寺庙一直都没有完工，后人就以他弃国逃跑之举来命名了这座寺庙。

蒲甘塔尤克派寺，寺庙的名字意为“从中国人面前逃跑的皇帝修建的寺庙”。

总之，逃跑皇帝到了南方后，被自己的二儿子抓了起来，在刀锋的逼迫下，喝下了儿子为他准备的毒酒，嘟囔了一句“让他断子绝孙”，就死了。

佛塔背后的杀戮

在缅甸历史中，历代皇室兄弟阋墙、父子仇杀的事件层出不穷。蒲甘王朝皇室内部的杀戮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然而，杀人者事后都无一例外地大兴土木、建造佛塔，最大佛塔的建造者往往是杀人最多的人，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赎去曾经的罪恶，从而感到心安理得。这让人不禁要感叹，难道“立地成佛”之前，总是要先经历“拿起屠刀”的过程？

几百年后，一位20岁出头的英国人来到蒲甘，面对伊洛瓦底江边几千座幸存的佛塔，百感交集。他将自己的感受写进了处女作《缅甸岁月》中，这个人，就是在缅甸做过4年多帝国警察的乔治•奥威尔。他在书中这样描述男主角之一，邪恶的缅族治安官吴波金：

根据佛教信仰，生前做坏事的人，下辈子会投胎变成老鼠、青蛙，或者其他什么低级动物。吴波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自然想要躲过这一劫难。他要把人生的最后几年时间花在做善事上，如此一来所积的德，就足够抵消他从前的罪过了。很可能，他做善事的表现形式就是建佛塔。建四座塔，五座、六座、七座——刻有石雕，外层镀金，还有随风而响的铃铛，每响一声就是一次祷告。于是他便可以在脱胎转世时有个男人身了——因为女人跟老鼠、青蛙什么的层次差不多，顶多算是一种类似大象这样的高级点儿的动物。

末代皇帝死后，蒲甘帝国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曾经的附属国纷纷造反，不是自立为王，就是另寻新主。他的儿子向忽必烈投降后，被授予了一个类似“蒲甘太守”的职位，不久也被推翻了。蒲甘这个曾经拥有20万人口的都市，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辉煌，直到1990年代军政府开放旅游之前，这里仅剩下几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子，和尘埃中的上千座佛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