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华网 河边卒报导

半个世纪前的乒乓外交，不仅是打开了中美两国来往的大门，它还有更深刻的内涵与意义。通过民间的来往交流，促进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这样的事例在以前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但在乒乓外交时期显得更突出与珍贵了。

现在在许多体育竞赛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一口号已是屡见不鲜。但在近代史上，它最先出现的可能就是在这31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在决定参加这世乒赛时就率先提出这个口号了。这也是有原因的。

当时中国乒乓球队虽负盛名，但已有6年没参加国际比赛了。而训练吗，因受国内文革政局的影响，也是根本不到位。这时候匆忙组队参赛，短短的一两个月的集训，能打得出好成绩吗？这时候中国方面的领导人，为了解除运动员们的心理负担与压力，特别提出了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但后来在世乒赛中中国队好像还是得到了4项冠军)。没想到随着后来“乒乓外交”的展开，体坛上的这一口号也深入人心，在众多的国际比赛场合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影响力。

而且围绕着参与第31届世乒赛的活动，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课题了。

因为深受当时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方面的许多人员在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几乎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大变局中，显得缩手缩脚，不敢迎头而上，参与这大变局。如果不是当时中国国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善于利用，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乒乓外交也许就不会出现，中美交往大门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打开，而世界许多重大变局(例如中国重返联合国)可能也会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会出现了。

例如国际乒乓协会组织，东道主日本友人等，都已再三发出邀请函，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能来参与这世乒赛。著名的日本友人后藤甲二先生，当时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当时还专程来华邀请中国参加这31届世乒赛。但中国方面的一些负责人却犹豫不决，不敢做出组团参赛的决定。最后还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拍板决定参加这比赛，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想想看，假使当时中国乒乓球队不去参加世乒赛，辜负友人们的一片心意之外，也不会有什么“乒乓外交”这么一系列后续事件出现了。

再如，当美国乒乓球队露出访华意愿时，中国方面许多人员也不敢点头接受这访华请求，深怕因而背负上有关政治责任。就连周恩来也只能做出“登记下名字与通讯地址，以便日后联系。”这样的决议。想想看，客人都已经到家门口了，你还要叫人家打道回府，下次再来访问？就算留下名字与通讯地址，以后再联系时人家是否会方便来访，也可能是一个大问题呢。这时又是毛泽东主席在最后关头决定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这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变化与发展。后来人们在提到这一系列事件时，都特别提到毛泽东主席拍板决定的作用，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除了毛泽东主席外，其他人都不敢做出这决定的。周恩来虽然有这个意愿与魄力，他也受限于当时的局势，不能一锤定音做出决定。这是中国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所造成的现象，许多人都是“宁左勿右”，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历史教训，中国方面在十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这么一份文件中加以解释说明了，不必多说了。

可以说，当时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最后拍板决定才导演出了这一乒乓外交的历史宏剧。周恩来总理则在后续处理有关访问活动、接待工作时发挥出了高超的工作能力，把乒乓外交所带来的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整个过程中，一些国际友人所付出的努力与奉献，也是不能令人忘怀的。国际乒联组织、日本东道主友人们的呕心沥血的安排邀请(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中国还是很不友好的)，都可以说是为日后“乒乓外交”的展开预先埋下了伏笔。甚至一些“小人物”，诸如“上错车”的美国运动员科恩，抢先拍摄报导中美两国运动员互赠礼物交往活动的新闻记者们，都在自己的身份与岗位上发挥出了一番作用。“乒乓外交”在外观上看似乎是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共同操作的(当时美国尼克松总统获知美国乒乓球队被邀请访华时，第一时间内就批准他们赴华访问)，但在具体层面上的运作时，却是许多“小人物”们共同推动完成的。这，也可以说是表达了人们的共同心声，“乒乓外交”后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果，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