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 甸 侨 党 建 立 前 后

作者:林望中（陈平山）

（一）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相接，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东南和老挝、泰国为邻，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七·七抗战爆发，我国沿海对外交通被敌人封锁，唯一可以利用的对外通道——滇越铁路，由于法国屈服于日帝的压力，被迫对我关闭。因此我国不得不加紧修筑滇缅公路，以便打破敌人对我国的封锁。滇缅公路的通车和运转，解决了各种援助物资能源源不断地支援抗战，起到了一条输血管的作用。由于缅甸当时的重要性，国民党加强了在缅甸的力量，我党对缅甸也开始给予重视。

缅甸华侨和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华侨一样，是有爱国传统的，他们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满清皇朝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华侨中的大多数受了国民党的蒙蔽和欺骗，继续拥护蒋介石，盲目附从。他们对共产党不了解，却听信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反对共产党。至于知识界，见闻比较广，他们中不少人就不会盲目附从；职工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压迫和剥削，要求改变现状，要求进步，最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他们对共产党是拥护的。

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失败，不少革命人士避难到海外，他们有的继续革命，传播马列主义，有的表现消沉。

1930年1月，缅甸第一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华文报刊新芽小报创刊，负责人是林环岛、王斯科、艾芜、郭阴棠等人。据说在此之前，马共曾派吴怀世（原名吴景新）来缅甸，吸收王斯科、艾芜参加，成立缅甸华侨共产党组织，吴任书记，王与艾芜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以后吴因受英政府注意去伦敦留学，介绍林环岛当第二任书记。据说吴景新和林环岛在上海参加过共产党。当时国民党派有总领事驻缅，国民党和英国政府在反共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互相勾结，英政府于1931年1月把林环岛、王斯科、艾芜、郭阴棠等5人驱逐出境，新芽小报也告停刊。

新芽小报的寿命只有一年，但它像一块巨石抛进了死水一潭的缅华社会，飞溅的浪花，冲击了缅华社会的各个阶层，使缅华社会再也不那么安宁和平静。由于该报敢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无能，和先安内后攘外对日帝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本质，敢于抨击缅华社会一小撮国民党顽固势力，争取爱国民主，对当时黑暗、愚昧、闭塞的缅华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鼓舞了人们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受国民党的造谣诬蔑所欺骗。新芽小报对缅华爱国知识青年和职工界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是祖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缅甸华侨中第一次撒下的革命火种。

据王琴鹤（王质文）1980年写的“自述”说，1935年5月经厦门市委老许的同意去缅甸。因投稿“椰风”与主编黄绰卿认识，并获悉黄与云南腾冲人段丛贵2人，系艾芜等5人在被英政府驱逐前所发展的革命分子。于是三人合计成立党的支部，但未果。因段已被英政府特务跟踪监视，不久且被解出境。只搞些爱国团结工作，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组织“反帝大同盟”。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发起组织了青年学会，并在仰光日报出版“明天”会刊，声势颇大，可惜提出了反蒋的过左口号，终因意见分歧不能建成统一战线，经不住国民党和缅英当局的破坏，自行瓦解。当时积极参加工作的有杨章熹、温亢夫（梅县人、店员，后转去印尼）、妇联的陈月容（后回国参加抗战，在永定被国民党逮捕，壮烈牺牲）、黄怀平等。自到仰光后，打算干的第一件事为建党和取得兄弟党的领导，可惜迄无消息，与绰卿在工作上或人事上难免有不同看法，因未能建立支部，意见分歧不能解决，影响了工作。不久发生了巴黎救国时报事件，朱彦雄不知从哪里拿到一份救国时报给王本人和黄卓卿看，王未征得朱彦雄同意，用朱的地址去联系，一次寄来几十份，其中有一篇关于当时中缅正在进行划界的报道，引起了英政府的注意。朱被传讯，他将责任推在王的身上，使王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定在30天内如不上诉，将被解出境。在王未离开缅甸之前，海员老马接上了马共的关系，并把马共派来的李华同志（即林纪群、李春辉）介绍和王认识。王除详谈过去为建党而准备的工作外，并介绍杨章熹接替工作。王在1937年3、4月间被押解离开缅甸。

以上是节录王琴鹤所写的“自述”。他在缅甸工作两年，继续传播了革命火种，为缅华的爱国民主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是我被派去缅甸工作前的大概情况。

（二）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在沦陷前夕，我搭最后一艘客轮离开广州去石歧，然后由澳门转香港。船上拥挤不堪，遇上了梁广夫妇、杨康华夫妇。由于广州的沦陷，广东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党根据新的形势重新作了战略部署，成立中共广东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吴友恒任组织部长，杨康华任宣传部长，香港、九龙、澳门成立三个区，香港区书记钟明，九龙区书记曾珍，我去澳门区任书记并单线负责和江门内地的交通联络工作。我在澳门工作时间不长，1939年初收到父亲病重的急电，组织上批准请假回去。临行前连贯约我谈话。说不久前，菲律宾侨领王雨亭带了儿子王唯真要求去延安，王唯真已介绍去延安学习，王雨亭对东南亚很熟悉，经说服他留下来，并已派他去缅甸工作。要我去缅甸时找他，了解他的情况并协助工作，回香港时向组织汇报。

我到缅甸后，和王雨亭取得联系。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也团结了不少爱国民主人士。但由于缺少秘密工作经验，个人比较突出和暴露，最不利的是在报纸上公开和国民党人士搞论战，处境被动。所以我要回香港时，他也不愿意留在缅甸，取道滇越铁路转回香港。

我回香港后，东南特委通知，组织上已决定派我去缅甸工作。不久，连贯要我写一些有关缅甸的资料，说是延安“海委”要。廖公（廖承志）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交代去缅甸的工作任务。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着重说明缅甸在我国抗战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为了继续坚持抗日战争，争取广大华侨对我党的支持，需要在缅甸开辟工作，建立我党的据点。廖说，过去我党曾派王琴鹤去缅甸工作，后来被英政府驱逐出境。要我这一次去缅甸，一定要利用家庭的有利条件作掩护，长期打算，在当地生根发芽。刚去的时候，为避免敌人的注意，不要搞什么政治活动，多作调研工作；要团结一些进步青年，把立足点建立起来，将来还有大批的人要来，交通联系问题，香港要想办法解决。在缅甸建立侨党问题，与缅甸进步党派的关系问题，没有交代。最后廖谈到王雨亭，说要说服他再回缅甸，由他作为我的外围开展工作，在工作上领导他。

江木兰（我的妻子）1936年在香港由苏惠介绍入党，1937年七·七抗战前夕经组织批准去上海升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失掉了组织关系。在我去缅甸工作前，我向组织汇报了她的情况，经中共广东东南特委决定，由我介绍重新入党，保留她前段历史，和我一起去缅甸工作。

由于我没有预料到，组织上会派我回缅甸搞地下工作，事前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我过去的言论和行动，在缅甸的亲友中早有所传闻。所以我第二次回缅甸，并且准备长期住下来时，就更引人注意。当我到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二天，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陈占梅、陈步稚、郑怡情就来访，我和他们素昧平生，从年龄上讲是我的叔辈。他们声称是来了解国内抗战情况。但从言谈中，可以看出主要是摸我的底，了解我回缅甸的目的、长住或短住、以及我的政治观点（注：他们3人在祖国解放前夕都被我们先后争取过来，陈占梅当了全国政协委员，这是后话）。比较明显的是国民党顽固分子陈宗珍，他参与过驱逐林环岛等5人的阴谋活动，他曾几次以所谓“宗亲”的名义，要挟我父亲劝告我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实际上是通过我父亲间接对我提出警告和恐吓。

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党在白区工作“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我们改变了过去一些比较突出的做法，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把根牢牢扎在群众中，并有公开的职业作掩护。

为了建立我们外围的一个点，我们采用招股集资的方法获得资金，向一位姓曾的华侨租用了国泰剧院来经营，主要是放映国产影片，同时也放映西方和缅甸的影片。当时庄希泉在新加坡也搞影片生意，他和王雨亭是老朋友，在业务上互相有来往。我们物色国泰剧院的股东，都是比较友好的，有的还是可靠的朋友，如聂耳的哥哥聂守先（聂叙伦）是云南省政府兴文银行驻仰光办事处的经理，他就是国泰剧院的股东。王雨亭是股东兼经理，我既是股东又是幕后人，这样我和王在工作上的联系也就很自然。股东兼副经理是林伟民，思想倾向进步，中英缅文都很好，年青有为，很可惜的是在日军侵略缅甸时，他在撤退途中被疫病夺去了生命。国泰剧院用的职员也是可靠的，如民先队员林景章等。当时缅甸有三家华文报纸：一家是仰光日报，倾向爱国民主，该报总编辑郭史翼是国泰剧院的常客；一家是中国新报，董事长是国民党的许文顶，但在编辑人员中有进步人士，所以在报道中能保持中立；另一家是国民党的党报觉民日报，立场反动。仰光日报和中国新报都采用过我用假名发表的评论。我们联系和团结了不少文化人，由于接触的范围比较广泛，对我们了解缅甸政局和华侨动态，搞调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父亲在勃生开了一间土产店，在仰光设了一个联络点，我来往于仰光和勃生之间，有职业掩护。勃生专署是仅次于仰光、曼德勒（缅甸故都）的第三大城市，从华侨经济的发展来看，仅次于仰光。碾米厂沿江林立，外国大货轮进出不断，是缅甸三角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华侨有爱国传统，对华文教育很重视。当时仰光有缅甸华侨中学，是缅甸华侨的最高学府，其次就是勃生有勃生华侨中学（简称勃中），是小学附设有初中三年级，勃生的广东籍华侨办了光亚小学，市郊菜农也办有简易的小学。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勃生所处地位的重要性。

侨校历来是我们和国民党争夺的重点。侨校不仅仅是培养华侨子弟的场所，又是团结广大华侨的纽带。由侨校赞助人组成的董事会，一方面掌握了侨校的行政大权，另一方面又是该地区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组织，在早期侨团不多的情况下，华侨内部纠纷，有时候是通过召开侨校董事会来协商解决的。侨校董事会一般一年改选一次董事长、副董事长、财政等重要职员。勃中的董事长多年来都是由许文顶担任的，因为他是勃生华侨中最大的米厂商，出钱也最多。但他是国民党员，思想顽固。1942年国民党委任缅甸华侨两位参政员，一位是仰光的李文珍，另一位就是勃生的许文顶。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和努力，我们在上层方面利用了苏光福（仅次于许文顶的米厂商）和许文顶的矛盾，取得了苏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团结和争取了黄则山。黄是赌徒出身，后来洗手不干，手下有一批打手，连许文顶都怕他三分。他和我父亲和苏光福是至交，思想比较开明，讲义气。他很佩服共产党，特别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告诉我，他是看了《西行漫记》后思想才开始转变的。他比较早期就一直跟我们走，有事主动找我商量，和我们配合的很好，是勃生爱国的主要侨领。此外，我们广泛的团结了中下层商人（勃中的赞助人）。所以在1941年初勃中董事会的改选中，我们就以压倒的多数把许文顶拉下来，推选苏光福为董事长，黄则山为副董事长。苏是老粗不爱管事，实际起作用的是黄则山。勃中从此时起，到日军侵缅停办为止，都在我们领导下。皖南事变，陈秀仕（我的二姐）奉命从江西撤退到香港时，廖承志派她来缅甸工作，我安排她在勃中当校长，她是暨南大学毕业的。勃中培养了不少进步学生，后来在教师和学生中都建立了党组织。在勃中改选胜利后不久，我们建立了勃生华侨职员联合会和勃中校友会的组织，前者团结了勃生的店员和市郊的菜农，并办有夜校，是勃生主要的基本群众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和祖国解放前后，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缅甸和香港的交通是靠定期航行的客货轮，由香港到新加坡一般要7天，由新加坡再到仰光也要7天，交通很不方便。从我到缅甸工作后，就没有办法和香港取得联系。只是到了1941年2月间，突然有一个“丰庆号”轮船的海南船员到仰光来找我，他和我核对了秘密联系的暗语后，交给我连贯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送给我一包“茶叶”，请我收用。所谓茶叶是“新四军皖南事变的真相”小册子。当时即通过我们在文华印务馆可靠的排字工人，利用夜间秘密排印出来，然后有计划的在仰光和各山芭散发，狠狠地打击和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让广大华侨了解新四军皖南事变的真相。我当时很希望香港中央分局能继续给予指示，但只有这一次。至于派人来的问题，除了陈秀仕以外，还有一位香港某商行派来缅甸搞运输的职员，是跑滇缅公路的，找我联系过几次，后来不知何故，没有再来。廖公给我交代任务时，曾说过在云南腾冲海关工作的一位同志会来找我联系，但一直没有来。文革期间，我在北京中侨委受审查时，外调的同志来向我了解，说当时有没有一位在腾冲海关工作的同志到仰光来找我联系？我说没有。他又问认识“张明”吗？我说1945年在重庆时，曾按指示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住了两三天，刚到时出来接待我的就是张明，但没有谈什么话。他说，就是他。我感到很惊讶。党内这样机密的事都泄露出来了。

我在缅甸还遇上了以下两件事。

1940年上半年，我在仰光聂守先那里意外的碰见了张鹤（即张天虚，铁轮长篇小说的作者），他是我1935年在日本东京认识的，我们都是左联的盟友，一起搞进步文化活动。后来聂耳在日本热海游泳时不幸溺死，我们为他举行追悼会后，张就带了聂耳的骨灰回云南去了。他告诉我，他从日本回国后，曾到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到陕北某一个县当县委书记。这次周副主席派他来，现在中国新报工作，但是没有告诉我来缅甸的具体任务，我也没有问。他在日本时对我无所不谈，包括他最秘密的个人私事，这次他的私事对我也没有隐瞒。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并患有肺结核病，心情也较忧郁。后来结核病发展到咯血，进医院治疗不见好转。经大家劝说，他同意回昆明老家养病。不幸于1941年8月11日病逝于昆明，时年不到30岁。

另一件事，记得是在1940年下半年。杨章熹那时候在勃中当教务主任。他告诉我，有一位从延安来的和尚，经济有困难，希望我能见见他。我是以同情者的身份，在一个小茶店里约见了他。他告诉我，他是邓发派出来的，以和尚的身份进行活动比较方便。由于滇缅公路的开辟，当时缅甸很复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讲的是不是真实的，我以后也没有再去查证。

（三）

我前面曾引用了王琴鹤的“自述”，他被驱逐出缅甸前，马共派来李华，他离缅后由杨章熹接替他的工作。但这些情况我当时不可能知道。所以我和杨章熹的接触是从零开始。他时常主动找我商量一些工作问题，并征求我的意见，使我能够逐步增加对他的了解。我和缅甸自发的侨党组织发生接触，就是从认识杨章熹开始。他们早于1938年10月21日就由李华、杨章熹、黄绰卿等人成立自发的侨党组织。后来先后又吸收了胡伯年、陈杰夫、冯励冬、丘巴宁、朱志辉、王英秀、黄淑莲等人。由于内部产生了分歧，绝大多数的人分裂了出去，剩下李华、杨章熹、郑祥鹏等少数人还留在党内坚持工作。分裂出去的人虽然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但按组织原则来说，是极端错误的。李华他们难免也有自己的缺点错误，但他们能把组织保存下来，继续开展工作，还是正确的。后来分裂出去的某些同志，认识了错误，又重新要求回到组织里面来。

由于和自发的党组织发生了接触，后来又以它为媒介，使我和南方局派来的李国华碰在一起。李是缅甸华侨，抗战初期去延安抗大学习，1940年下半年由南方局派回缅甸工作。我们直接碰头是在1941年2、3月间，他到仰光我的住家来找我。经过这一次深谈，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就缅甸华侨工作交换了意见。他说，南方局派他来缅甸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缅甸侨党，也可以和缅共（1939年8月15日建党，是印共派戈西来建立的）接触，了解他们的情况。经过这一次会晤，我们两人的工作任务也就统一起来了。李负责仰光和全面的工作，我分管勃生和国泰剧院（外围）的工作。从此时起，我开始参与对缅甸自发侨党的领导，并在勃生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勃生党的组织。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党疏散了不少进步文化人来缅甸。来得最早的是徐迈进带夫人和孩子。李国华对我说，他在重庆办事处认识他，是新华日报的总务主任。徐比我们大好几岁，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人也很热情，所以我们都把他当老大哥对待。李对他很器重，把他当参谋，和缅共的接触也让他参加。

后来又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先后到缅甸来。当时和侨党关系比较密切的，有张光年、赵沨夫妇、李凌、刘惠之、石铭夫妇、朔望夫妇、任以沛、黄雨秋等。陈烟桥夫妇也到了缅甸，但不想在缅甸工作，急于去香港，我在黄新波那里见过他几次，这次没有出面找他。由于注意秘密工作的原则，当时我只和张光年见过几次面，主要是有关他们的工作问题和筹备出版新知周刊。张光年是新知周刊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负责编好，我们负责印刷和发行。新知周刊立论精辟，文章泼辣，形式多样化，出版后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在爱国华侨中起了很大的影响，使国民党缅甸总支部感到恐惧，下达禁止阅读新知周刊的指令，但收效甚微。日本法西斯的战火蔓延到缅甸，新知周刊才被迫停刊。

大批进步文化人的到来，给缅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和工作经验，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落后的缅华社会，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缅华的文化和教育方面，他们是作出了贡献。可惜的是他们在缅甸的时间很短，日军南进时，他们被迫不得不再撤退回国了。

1941年10月左右，李国华找我商量，他准备回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要我接替他领导全面的工作。李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2月中旬。日本已经在12月7日发动了太平洋的侵略战争。据他说，要不是日本已经侵略了东南亚国家，他还想在重庆多住一些时候，领导上也不会催他快点回来。

李向南方局汇报工作的情况，李单独找我作了很详尽的介绍。主要是：⑴南方局正式批准建立中共缅甸华侨总支委，书记李国华，组织部长是我，宣传部长郑祥鹏，以上三人是常委；委员有李华和杨章熹。建党时间，从我们和自发的党组织经过接触、考察、审查后的1940年11月计算起。⑵南方局曾向香港分局了解我的情况。香港分局答复证明我和我领导下的一些同志是他们派出的，我担任过澳门工委书记。但在派出同志中，唯独漏掉了江木兰的名字。从此时起，香港派出的同志组织关系就转到了南方局。⑶日军已发动了侵略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要接受新加坡、马来亚的教训，把缅甸华侨的进步力量撤退回国，保存这一批新生力量。

（四）

根据南方局撤退的指示，侨党决定成立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的组织。以便适应战时的工作环境，开展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宣传活动。由于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仰光，所以战工队是在仰光筹备，然后集中到缅甸故都曼德勒才正式成立的。队员来自国内的进步文化人、侨党党员、各界进步人士。人数不多，有70-80人，是一支精干的队伍。总领队为张光年，队委有魏磊、李凌、赵沨、郑祥鹏、黄雨秋等人。战工队的成立宣言，是该队的政治纲领，由陈秀仕执笔起草，并经过侨党和张光年、徐迈进、刘惠之等人研究审定的。战工队在曼德勒进行了街头的宣传和演出，还组织了几次大型的演出活动，博得广大华侨和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中缅印英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保卫缅甸”的口号，开展了对缅甸人民、英军和我国远征军第五军的宣传活动，还利用英军提供的交通工具，到眉苗、腊戍、西保、皎脉等地巡回演出，并为英军和我国远征军安排了专场演出，到医院慰问远征军伤病员。此外还为远征军提供过英、缅文翻译。

战工队除了从国内来的进步文化人外，队员都较年青和缺乏战斗经验。在当时千变万化的战争环境，日军长驱直入，盟军节节败退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每个队员都经受了考验，直到退入云南，没有一个掉队。经过这样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他们在政治上成长很快，后来都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骨干。但是在撤退中，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1942年4月3日，日机轰炸曼德勒时，队员李乃、尹坚君和炊事员杨师傅不幸殉难，黄君珊、陶素玉受重伤。队委魏磊在撤退途中，和一位掉队的远征军军官走在一起，为了躲避日军坦克的追击，前面只有一条河可过，军官不会游泳，魏磊帮他过河，不幸一起溺水身亡。队员陈淑玉，和疏散来缅甸的进步文化人李启（党员），以及国泰剧院的副经理林伟民，在撤退中他们都不幸被霍乱夺去了宝贵的生命。陈淑玉是一位很有培养前途的女同志（党员），时年不过17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刘惠之、毕朔望就到曼德勒筹备出版三日刊的侨商报。刘惠之利用了他在云南同乡的中上层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向他们募得一笔股金，自任社长和主编，毕朔望任编辑兼收听广播和英文电讯翻译，简陋的把报办起来。后来又先后增加了任以沛、徐迈进、石铭、贾寅鸣等人，陈秀仕也到该报担任记者。印刷得到了黄绰卿、黄重远、黄俊生等人办的开明印刷厂的支持。1941年12月16日侨商报和读者见面。战工队成立时发表的宣言，就是在该报刊登的。12月23日-25日，日机对仰光轮番大轰炸后，仰光各华文报纸被迫停刊。当时的华文报，就剩下侨商报一家。它担负了传播国际信息、缅甸战况、祖国抗战的繁重任务。在华侨中反映很好，在缅甸同行中也得到好评。但在日军已逼近曼德勒的情况下（腊戍、曼德勒相继在1942年4月30日和5月2日沦陷），不得不停刊撤退。

在腊戍沦陷前，陆诒突然到腊戍来找我。我知道他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他很健谈，我们一见如故。他说，是从新加坡最后一批撤退来缅甸的，准备取道滇缅公路回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受马共一位负责同志的委托，带了马共负责同志的妻子一起来，旅费有困难。这位马共的家属很年青，看来不到30岁，已有几个月的身孕，行动已有点不便。她到了腊戍不久，即患了恶性疟疾，不知道是在缅甸受传染的，还是从马来亚带来的。我们把她送进腊戍政府办的医院，但病情没有好转，病故在医院。当时兵荒马乱，医院不但没有好医生，而且很不负责任。我们没有尽到地主之谊，感到很内疚。

缅甸侨党在这次撤退中，除了在途中不幸牺牲的同志和陈杰夫没有撤出来外，都先后安全到达昆明。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撤退回来的同志（包括进步分子），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要隐蔽精干，分散安置，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当时在云南省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郑易斋等先生的帮助下，妥善的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有的回福建，有的去重庆。后来在缅甸光复后，除了极少数同志留在国内工作外，绝大多数同志都回缅甸工作，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日本侵略缅甸，使广大华侨流离失所，有条件的即撤退到昆明，有的又再转贵阳、福建、广西、重庆等地。当时的昆明治安很混乱，华侨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抢劫时有所闻。1942年8月11日，陈秀仕为了买汽油（撤退到重庆之用），经中南橡胶厂昆明办事处副经理黄道渊的介绍，一起去取货时，被西南运输公司的司机谋财害命，秀仕当场毙命，黄道渊受重伤。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昆明，逃难华侨人人自危，由于舆论的压力，才迫使当局不得不缉拿凶手加以枪毙。但陈秀仕一个受党培养多年，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她的生命却是这样了结，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和惋惜。时年还不满30岁，未婚。当时徐迈进准备在新华日报写纪念她的文章，后来考虑到会暴露我的身份才作罢。

1942年8月底，我和一家人撤退到重庆后，龙潜代表南方局和我谈了一次话。当时由徐迈进带路，到了夏衍的住所，夏衍和我打了招呼就出去了，徐把我介绍给龙潜后也出去了。首先是我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和来重庆后的社会关系。龙潜跟我谈了国内外的形势，然后向我交代了任务。他说，组织上已经作了决定，要我准备再回缅甸工作。因此，在重庆期间，不给我工作任务，也不过党组织生活，要我把自己隐蔽好，不要暴露自己，国民党如果要我参加，为了麻痹敌人可以参加，但不要参加反共会议等活动，做一个“落后”分子。组织上决定徐迈进和我联系，但无权作任何决定。我和徐约定了两个月联系一次，有特殊情况例外。

有一次和徐迈进碰头时，他告诉我，周副主席已回延安，由董老负责他的工作。徐又说，周副主席走前曾问他：“陈平山能不能一起走，去延安学习”。后来徐讲了我的实际情况才作罢。

从缅甸撤退后，王雨亭到柳州做生意。1942年12月底，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决定到广东沙坪（靠近日敌占区）去做一次行商，顺路去看看王雨亭。当我从沙坪回来再路过柳州时，王告诉我，李国华也在柳州，曾几次找他，知道我要路过柳州时，要王一定约我相见，说有很要紧的事要磋商。我到柳州后即约会李国华。看他的神态有点不安，人又憔悴，和过去完全两样，他告诉我，他已经出了事。组织上派他来桂林工作，在有一次到银行汇款给韶关时，当场被捕，经过几次严刑拷打，他因受不了，已写了悔过书，并由他的堂叔担保出来。李要我赶紧回重庆向组织上汇报他已经出事，但他没有供出韶关的通讯处（广东南委），也没有供出我和缅甸侨党的同志。李经济上有困难我帮助了他。事后我告诉了王雨亭，李已出事，使他有所警惕。当晚雨亭陪我去桂林，住在庄希泉家，庄和陈友仁住在一起。隔天我找了周钢鸣，他是我参加左联和入党的介绍人。他带我去七星岩并互叙别情，李启是党员就是他告诉我的。当天我就离开桂林回重庆。

1943年春节前，我回到了重庆，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向组织上汇报李出事这件事。通过徐迈进向南方局汇报了李国华在桂林出事的情况和李所谈的全部内容。徐说他为我捏了一把汗，问我有没有发现有人盯梢。我说还没有发现有人盯我的梢。

文化大革命后，李国华已从广州到美国定居。最近听说要携孙儿回国一游。从李出事这么多年，我和缅甸侨党的某些同志都平安无事，证明了当时李在柳州对我说的话是可靠的。至于韶关的通讯处（广东南委）有没有出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1991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