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华民主爱国进步事业的老前辈张培道先生传略

丹青

    张培道先生是一位献身缅甸华侨民主爱国进步事业的老前辈。他最早在缅甸摩谷创办南武学校、启新学校，以后任曼德勒粤侨广育学校、摩谷华侨复兴学校校长，是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和战工队的创建人之一。他还积极参与创办开南国货公司和开民印刷公司、《曼德勒报》、《缅京日报》（侨商报）、仰光的《人民报》的工作和筹建仰光“民盟”组织，为缅华民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家庭出身贫寒 早年倾向进步

    张培道，原名张华岳，又名张挺生，广东省新会县第一乡南庚村人，1901年农历11月10日出生。父亲张炳基，贫农，原在南庚务农，因受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离乡背井到广东三水县西南，与朋友合资 开一间苏裱对联手工业店，但很快破落，因过劳吐血而早逝，年仅39岁，家里一贫如洗，还欠下一笔棺材债。张培道小时曾在南庚私塾、西南培正小学、广州培正中学读过书。父亲去世后，家庭解体，他不得不独自外出谋生，颠沛流离，饱经风霜。他在香港一米店当个人，工作时间长，工资收入少。他曾一度失业，后来到太古船坞家私房工作，每月工资仅13元。在那里，他看到英国资本家和包工头如何残酷剥削工人。1922年，海员工人大罢工，要求加薪改善生活，他也参加了，罢工取得了胜利。在二十年代，他受到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他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曾在广州恤孤院广州工作，受到省港大罢工的冲击，思想有了新的转变，有了参加革命的愿望和要求。

在家乡参加共产党 参加农工革命活动

    １９２5年10月，张培道的老友施展同志写信请他回家乡参加革命，于是，他从广州回到江门，开始参加革命斗争，改名张挺生。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中共江会党组织领导人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任国民党江门市党部宣传部干事，协助施展改组新会三个区的国民党党部。他在江门戏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演讲，号召工农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一样，他积极投入江会地区的农民运动，走遍新会第三区16个乡，组织农民协会。他曾任第三区农民协会指导员，做全区农运的指导工作，发动农民群众斗争恶霸地主，要求减租减息。他协助组织农民自卫队，防止地主劣绅进行破坏。他还任新会县农民联合办事处执委会执行委员、宣传部主任，江门市工农商学四界联合会常委、宣传部长等职，在农民夜校、工人夜校讲课，对工农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继‘八一’南昌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准备发动广州起义。张培道积极参加江门新会地区响应广州起义的革命活动，1927年，党组织两次派他和彭业权同志到澳门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会议，中共江会地区负责人叶季壮(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外贸部长)交给他带回五邑暴动计划，分工负责，他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由于广州起义失败，江会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受到国民党反对派的 残酷镇压，他躲过枪林弹雨，躲过追捕，被迫逃往香港。他的弟弟、共产党员张华熙在后来在江门被捕，押往广州，在红花岗（即今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在白色恐怖下，他在香港继续坚持斗争，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太古船坞党支部书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是他的直接领导。后来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陷入困境，无法在香港立足下去，经党组织批准，他离乡背井，离开妻儿，远涉重洋，独自一人于１９2９年来到缅甸摩谷。他记住邓发同志向他转达党组织的意见时对他说的话：“你一有机会便快点回来再干革命工作。”两年后，他返回香港寻找党组织， 但是，竭尽努力，仍找不到。不得已，他于1932年3月，第二次前往缅甸。

移居缅甸 开展缅华民主进步事业

    张培道先生到缅甸后，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投身爱国民主进步事业。起初，在热心的华侨尹启良、尹就的支持和帮助下，办了一间华侨学校－南武学校，他在那里默默地耕耘，埋头工作，以进步思想教育华侨后代，经他启蒙教育而走上进步道路的青年学生为数不少。例如，后来在瓦城牺牲的战工队队员尹坚君，以及尹坚华、尹坚英等就是他的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缅甸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担任摩谷华侨救国分会的秘书长。１９３２年秋，他到仰光参加缅甸华侨救国总会召开的全缅华侨代表大会，结认识了黄俊生、黄重远、黄绰卿、王琴鹤、邓景芬等思想进步的华侨青年朋友。他参加了黄绰卿、朱彦雄、朱碧泉发起的青年学会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椰风》周刊发表文章。随着缅甸华侨抗日斗争热情的高涨，１９３４年摩谷华侨成立了“摩谷华侨九一八社”，他任秘书长。顾名思义，“九一八社”就是宣传抗日救国，团结华侨抵制日货，以洗雪‘九一八’国耻。以后，他又组织了摩谷华侨救灾分会，发动摩谷华侨捐款支援延安八路军和陕北公学。“九一八社”还开办启新学校，对华侨子女进行爱国进步教育。１９４０年，他从摩谷转到曼德勒，继续开展爱国进步活动。他几经艰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重新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在瓦城与黄俊生、黄重远等一批进步朋友开办开南国货公司和开民印刷公司，他任公司经理。他与邓景芬、容希文发起创办《曼德勒报》，他的长篇连载“挺生自传”写他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在国内参加革命的经历。他协助、支持刘惠之、黄重远、黄绰卿等筹办《缅京日报》（后改为《侨商报》），并兼任该报董事。他还以广教育学校校长的身份，在华侨上层社会中开展工作，团结了一批华侨上层人物，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在他的努力下，曼德勒的华侨进步组织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侨党的指示，张培道与容希文（也是共产党员）等一批爱国华侨在曼德勒组织了“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曹忠楼任团长，他任秘书。

    1９４２年1月，从仰光撤退到曼德勒的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正式成立，成为“战时服务团”属下的一支队伍，他也就成为“战工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战工队”正式成立后，他负责“战工队”的对外联络工作，出面同滇籍侨领商量，让“战工队”从福建同乡会迁到比较宽敞的云南会馆，又发动各阶层的华侨募捐支持“战工队”的活动经费，解决了七八十人的“战工队”的吃饭和住宿问题。他还利用长期在缅北的关系，坚决执行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亲自出面争取国民党开明进步人士的支持，又努力阻止国民党反动分子对“战工队”的破坏，使“战工队”１９４２年在腊戍、地保、皎脉和眉苗的巡回宣传演出得到当地华侨的大力支持，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缅甸沦陷前夕，大批华侨为了逃避战乱，纷纷要求回国，但许多人没有登记证，他就利用其社会关系，负责同当时的中国驻缅甸总领事馆联系，并借用广育学校为办公地点，帮助华侨办理护照或登记证，使他们能逃难回国。

    为了专心致志搞好“战工队”的工作，他辞去广育学校校长和开民公司经理职务；为了减少家庭的拖累，他毅然把妻子儿女送回摩谷。１９４２年5月，缅甸战局急转直下，缅甸沦陷在即。为了保存实力，侨党组织和“战工队”决定撤退回祖国。在无法从八莫回摩谷接妻子儿女情况下，他忍受着与妻儿生死离别的痛苦，年已41岁的他，毅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和侨党的李国华、刘惠之、徐迈进、任以沛、容希文、尹坚英、尹坚华、林元坚等一行十人，从缅北八莫步行撤退回祖国云南，一路翻山越岭，越过海拔5000英尺高黎贡山（又叫大雪山），冒险渡过急的怒江，经历千辛万苦，才到达保山，再从保山乘汽车安抵昆明。但接着，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他们十人只好分散到各省去。后因当时的侨党领导人在昆明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的缘故，张培道从此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失去了党原本安排他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机会，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挫折和遗憾。他在贵阳和云南楚雄呆了几年，艰苦谋生，目睹了几万缅甸华侨逃难回国后的悲惨遭遇。

    抗战胜利后，张培道先生于1946年3月复员回缅甸，继续从事缅华民主进步事业，发展民主爱国教育。首先，在摩谷团结了思想进步的华侨，改组了原来由国民党势力控制的摩谷华侨互助会，在这个基础上，兴办了摩谷华侨复兴学校，他被推选为校长。他聘请思想进步人士任教，对学生进行爱国进步教育，摩谷有很多学生回国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的参加游击队和解放军，有的参加志愿军，有的当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工程师……，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了贡献。其次，在缅华民主爱国进步运动方面，他在昆明受民盟组织的委托，积极协助萧岗、叶振荣等同志，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总支部，他任第一届执行委员，又任摩谷分部主任委员。他还发动摩谷华侨集资，协助兴办南侨文化供应社，向华侨供应新中国出版的图书报刊。他积极协助仰光华侨进步力量创办《人民报》，并应报社的要求，曾辞去摩谷复兴学校校长的职务，到《人民报》担任驻社董事，协助发展《人民报》的业务，并让摩谷复兴学校的缅文老师萧兴国到《人民报》当记者。他就是后来成为该报缅文版主编、编写《华缅辞典》的萧凡。

离缅回国 参加祖国建设

    由于在缅甸解决他恢复党籍有困难，仰光侨党负责人郑祥鹏决定派他回国工作，争取在国内解决党籍问题，并把他回国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张培道于五十一岁那年即１９５２年5月乘船离开仰光回到广州。中央指示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安排他的工作，于是介绍他到广州市工商联工作先后担任支援土改办公室主任、手工业科科长、等职务。他积极参与广东省侨联的筹备工作，被选任广东省侨联第一、第二届常务委员，还任广州市侨联委员、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委员、新会县政协委员等职务。当时他是江门、新会地区参加过大革命而尚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老革命之一，因此深受尊重。他利用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为江门新会党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从１９６１年起，他用四、五年的时间，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回忆录》两卷。第一卷《在粤港革命的岁月》详细记述他在国内从事的革命活动；第二卷《在缅甸的岁月》详细记述了他在缅甸从事缅华爱国民主进步活动的经历，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张培道先生于１９６３年退休，１９７８年1月在广州病逝，享年77岁。有200多人参加他的追悼会，追悼大厅摆满了花圈，送花圈的单位有：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广东省革委会外办，广州市革委会外办二处、广东省广州市工商联、中共越秀区委统战部、中国人民解放军54408部队等。悼词写着,“张培道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民主革命时期，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为党为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培道同志以满腔爱国热情，从缅甸回到祖国怀抱，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工作积极负责，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党对资改造政策团结归侨、侨眷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文革’刚结束，包括广东省侨联在内的许多社团单位还没恢复活动，因此，原南洋中学副校长黄重远曾评价说，“当时能办成那样规模的追悼会，是不简单的。”

    张培道先生一生致力于缅华爱国民主进步事业，是缅华爱国进步事业的老前辈。他一心为革命，工作热情，不怕困难挫折，坚持奋斗不已。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办事公道，助人为乐，能团结各方面的人一道工作，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为缅华事业，他尽心尽力，不计个人得失。他是摩谷地区的侨领，也是曼德勒有影响的侨领之一。在摩谷的华侨、华人和归侨中有很高的威望。有弟子写诗称赞道：“异国桑梓灯一盏，多少后生慕至贤”。由于国内的种种原因，他临终时仍未能解决回国时所抱的愿望—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成为他一生的遗憾。虽然由于历史原因而脱党几十年，他仍然以党外布尔什维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始终坚持理想，毫不动摇，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一生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生活简朴，不争名，不图利，不抛头露面,甚至没有留下什么个人生平活动的相片。

    他一向以进步思想和严格要求来培养教育五个子女，他们都成为共产党员，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贡献。长子郑明（原名张世光），1948年从摩谷回昆明升学，后来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入狱，出狱后投奔游击队，参加解放战争。解放后一直在畹町、芒市从事对缅外贸工作，直到离休。二儿张新民，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曾在该校东南亚历史研究生研究缅甸历史，援越抗美被征调参加解放军，最后是第一军医大学的正师级英语教授，1998年退休。

    长女张爱群，从南洋中学回国升学，就读于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广州市第49中学先后任教师、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后调任第76中学校长，直到退休。次女张惠群，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在广州市果树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小女张超群，在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下乡务农，以后任新会县（市）中医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直到退休。张培道的一个媳妇和三个女婿也是共产党员。祖孙三代，共有共产党员17人，这在归侨家庭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妻子郑秀兰，是婢女出身，结婚后一直跟随、支持张培道从事革命活动和缅华民主进步事业。回国后，她是所居住街区的侨务工作积极分子和烈军属组长。2008年满100岁还健在。

    张培道先生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为缅华爱国民主进步事业，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他不追求高官厚禄，不追求享受。他廉洁奉公，去世时两袖清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留下20万字的珍贵历史资料――两卷回忆录和精神财富。关于张培道先生在缅华社会的活动，黄重远、郑祥鹏、吴章彬、冯励东、黄绰卿、陈东明等诸位老前辈的文章和著作均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