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缅甸步行撤退回中国的艰险历程

張培道 遗著

    编者按：张光年的文章“从伊江到怒江－缅甸华侨战工队撤退归国历险记”（载《缅华社会研究》第四辑）中提到:“我们战工队的同志、《侨商报》的同志、侨党的同志……决定：由刘惠之、徐迈进、李国华率《侨商报》同仁和战工队部分同志乘汽车沿滇缅公路先回昆明”。实际上，他们不是乘汽车而是步行翻越高黎贡山、抢渡怒江撤退回云南的。张培道的回忆录，详细记叙了这一艰险历程。

    1942年4月底，我把妻子和四个子女安置在摩谷后，从杰沙乘船回到八莫的晚上，才晓得缅甸局势已经十分严重。日本军占据了曼德勒之后，即乘胜进占北掸邦。日军的前锋已到达南坎，直趋八莫,作迂回包抄上缅甸的形势已成。缅甸全部沦陷为时不远了。侨党鉴于缅甸大势已去，已没有条件和可能再留在缅甸继续抗日，故决定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一律撤退回昆明去。留在密支那的工作人员步行回国，他们的步行撤退计划由他们自己计划进行；留在八莫的工作人员，凡属于年纪大身体弱的,以及妇女孩子，得优先乘车从畹町退回昆明。还有七位同志等待我们回来，然后一同步行经腾衝到保山转返昆明。5月1日前夕，侨党书记李国华找我谈话。他说,“缅甸战局已告失败了，我们再无留在缅甸的必要，为了保全党的干部力量，进行日后伟大的革命事业，我们必须迅速退出缅甸，否则，我们就会被敌人歼灭。你在缅甸一向是一个积极分子，必然会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注意，他们当然会毫不留情地危害你，大可使你随时丧失生命。我们为了保全干部力量，当然要竭力保护你的安全，所以也要求你忍受暂时的艰苦，同我们一起回中国去，继续开展抗日工作。”听了李国华书记的指示，我立即表示接受他的意见。我已认识到，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唯有争取抗日取得最后胜利，应当听党的话跟党走，决定暂时忍受抛离妻子儿女的痛苦。我就下了莫大的决心，必须随同李国华等党内的同志，一起逃出缅甸，转回安全的祖国去。

    日军的前哨已到达南坎，八莫的失陷危在旦夕，日军对整个缅甸包围之势已成，大势已失，实无挽救的可能。5月1日汽车已不能通过南坎往畹町，由公路乘汽车出走已不可能。我们一行十个同志就不得不决定步行出走。我们这一行计有我和李国华、徐迈进、容希文、刘惠之、任以沛、尹坚英、尹坚华、林元坚和另一位开民印刷公司的学徒。5月1日早晨我们十人的笨重行李已经放弃，只好轻装行李便于带走。从八莫乘汽车到了二十四英里的地方,即遇有云南人的骡马帮有马可租，乃租了五匹马，用两三批大骡马驼更多的行李，因为我年纪最大,就让我自己独骑一匹马，其余的马则由各同志轮流骑坐。走了路又骑马，骑完了马又步行，沿着山谷而去，过了一山又一山。当时日本飞机已经出动，飞到缅甸北部到处侦察，我们远远听到有飞机的声音，不能不提高警惕。为防日本飞机追踪、侦察、投弹或放机关枪扫射，我们就立即下马,分散躲避，以免日本飞机发现而发生危险。日本飞机飞过后，

    我们又启程，直至黄昏时，我们才抵达红毛河。在黑沉沉的夜里看不到一点光线，既看不到的地方,也看不到树林。我们下马弄晚饭吃完后，将毛毡铺在地面上就睡觉休息了。我们没有感到恐怖.既不怕敌人可能追到，也没有想到有野兽来咬害。我们经过一天的步行，十分疲倦，一倒卧在席上就憇憇入睡了，到第二天天亮才醒来。我们起来后才发现我们睡的地方原来是一堆马粪。早晨用了膳后，又启程前进。我没有骑马的习惯，不善于把马控制住，在下一个山坡时，我掌握马绳不紧，从马上滑了下来，好在得到刘惠之及时抢救，始得免于危险。我们继续前进，到了中午，马帮的管理人员便让马停止前进，放马到处吃草，让马休息。我们也在路上弄好饭吃，吃完饭才躺下休息。大约两小时之后又动身前进。大概在当天的下午四小时左右，已经离蛮允乡不远了。远远看到有成群成队的乡民站在路旁，我们与他们相见时，他们挥手向我们打招呼，我们才知道他们正在热烈欢迎我们。据那些乡民说，他们接到政府的命令，要接待从缅甸归国的难侨。他们引导我们到了蛮允乡，招待我们住在屋子里。原来从四处逃出的缅甸华侨已有几百人到达了，都得到蛮允乡的乡民的热情招待，有饭食，由地方住宿，使逃难来的华侨十分感谢乡民的盛意招待。我们在蛮允乡住了两天。蛮允乡也有数十名武装乡团，这当然是当地的地主武装，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当时想鼓动那些乡团的负责人徐某发扬抗日爱国的精神，如果日军敢来侵犯，就立刻发动群众起来武装抗日，利用这一机会实现在这一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虽然经过我们几番动员劝告，但是他们由于阶级性所限，我们的鼓动终不能达到目的。第三天,几百个缅甸华侨集合起来启程之际，当地乡团报告说，离乡不远的山地出现了三百多土匪,埋伏在山路两旁，准备抡劫缅甸华侨。有不少华侨发生恐慌，于是蛮允乡的乡团负责人自告奋勇，愿意派出四十名武装乡团保护我们越过土匪所在的地方。我们和华侨也不示弱，都一致行动起来,向着山区前进。在一个山谷前窜出一个土匪，强抡了一位华侨的衣包，乡团立即鸣枪示威，那帮土匪看见人群大帮，又有武装，便恐慌起来，纷争夺路逃窜，不敢拦路抢劫，华侨才得安全冲过了这个危险地区。直至黄昏的时候,到了一个马房住了一宿，清早又启程而去。到了下午三时,我们便安全到达九堡,住在一间小学休息。

    九堡是属于腾冲县的一个大乡，是老军官李根源的家乡。我们认为已到了祖国的地方，已经脱离日本军队追击的危险，因此就打算留在九堡休息几天，清除几天走路的疲劳，然后再起程向腾冲县走出龙陵到保山，或在龙陵可能找到汽车前往昆明。我们仅仅住了两天，得到乡民报告说，日本军已经占领了腾冲县。我们有点怀疑，日军怎么能这样迅速呢？对日本军占领腾冲县城有点不甚相信，乃反问那个乡民。乡民说所看见的军队中也有印度兵，我们更觉得离奇，还未想到日本军队进入缅甸后,利用英国遗下的印度人的军队协同作战，就认为可能是英国军队退入腾冲县城而不是日本军队。当时九堡学校的张校长对我们很热情照顾，又派乡民前往腾冲认真探查确实消息。未几,乡民回来报告说腾冲县已悬挂起日本太阳旗，我们才确信腾冲已经沦陷了。腾冲离这儿不过八十华里，日本已向西进犯，随时可能到达这里，我们仍处在危险的地带，就决定取道越过大雪山，过怒江向保山前进。我们的行程计划确定后，商得张校长的意见与我们一致，他就派了两个人做我们的向导。当时张校长以我年已四十，身体不强，认为我不容易步行越过大雪山，劝我暂时留在他的家，等到有天之日即胜利之年，然后送我回缅甸去。张校长的恩情可感可谢，但我表示愿与同行的十个同志共患难,共生死，决不能掉队，在途中纵然遇到有任何困难或者牺牲都在所不惜。我乃婉言向张校长道谢.到了第四天,我们十人终于在乡人的带领下，向着大雪山行进。到了半途，有一条路是通往腾冲的，刘惠之就叫开民公司那位学徒独自一人向腾冲城走去，我有点不忍心，但没法阻止他这样做。他去后，又在途上遇见了赵海，于是我们仍旧是十个人一道向前去。

    晚上到了一个墟镇休息，买了几十斤白米分给个人自行携带，以备在路上吃。当时我们在八莫起程之日,大家所携带的缅币都集中共同使用。我个人已经拿出六百盾缅币.我们晚上住宿在一个小镇，是一个马驿站，都是骡马帮半途停下休息之地，也是每天有不少的旅客往来路经此间。我们雇用了两个农民代挑行李，他们两人穿的衣服都是破烂不堪，终日劳动不得温饱。这是中国农村破产，广大农民受封建地主阶级无穷无尽的剥削的现象。他们沿途都是同我们一起吃饭，表示非常愉快。我们问他们挑东西要多少工钱，他们说能给吃饭已是心满意足了，不计较工钱多少，你们给多少，我们就收多少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云南在抗日战争中已经通货膨胀，货币不值钱，物价不断高涨，劳动人民今天虽得一天劳动工资，但到了明天却买不到今天的米，一日两餐都没有可能吃得饱，广大劳动人民所遇到的生活痛苦如何,是不言而喻了。

    当我们走下坡到达马驿站之前，我曾看见一个华侨老伯和一个老太婆都扶着手杖而行，另有一个少妇身上背着一个孩子，挑起相当笨重的东西,手上牵着一个孩子缓步而行。那位老伯问我们还走多少路程才有地方住宿。我就安慰他说，下了山坡就有地方可住宿了。从我跟他们的谈话中才知道,他俩老人是一对夫妇，那位少妇是他们的媳妇，两个孩子是他们的孙子。他们原来雇用了一个挑夫挑着行李，中途却不见了那个挑夫，可能是那个挑夫有意逃走另一条路以骗取他们的行李。他的儿子不能容忍那挑夫的欺骗，就回头向

    原来的路上走去寻找那个挑夫，他俩老和妻子先走一步，因此她俩老都一路走一路回头,企望他的儿子归来，却总不见儿子归来，因此唉声叹气地说：“我们一家这回逃难，一定要死在路上，没有到达昆明的希望了。”我只好用语安慰他，便离开他们下坡去了。缅甸华侨为了逃避帝国主义的兽兵屠杀，不得不离开八莫步行归国，人数超过万人，其中有不少的侨胞不同程度要遇到许多困难和痛苦，甚至有中途遇到意外而丧失了生命。这种患难痛苦，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此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既能以武装侵略我们中国,又有力量敢于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到缅甸，危害到我们的缅甸华侨。

    早晨从马驿站起程，步行了十二小时的小山谷的山路,又到达一个小市镇。这里离腾冲城八十华里，离敌人的防线很近。如果日军的马队向西前进，很快便能到达高黎贡山的山脚，可以堵住我们的去路。我们还未离开危险地带，故有赶快越过大雪山下、渡过怒江的必要。我们当晚 找到老百姓的房子借宿一夜。当时国民党军队从缅甸退回，经过此地时曾搔扰过老百姓，使他们十分害怕国民党军队。我们到了一家老百姓的房屋，主人是一位老大娘，还以为我们是国民党的官员或者是工作人员，有所戒恐，不很乐意接待我们。刚好刘惠之同志是云南人，说话是云南口音，有点经验。他亲切地跟那位老大娘谈话，故意说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也不是国民党的官员，而是在缅甸经商的侨商，请他放心。刘惠之晓得她的家也是姓刘的，他就趁机说我们十个人都是姓刘，是我们一家的兄弟姐妹.那位老大娘立即露出了笑容，很客气地说，“啊！你们原来是家门，这太好啦。”她表示十分欢迎我们在她的家里住，十分殷勤招待，烧水给我们洗脸，有茶有水，十分方便。她还让出两个房间给我们，男的女的分开住宿。老大娘还很严肃地而有礼教地说：“男女有别，应该分别各住一间房间。”我们都表示感谢她.我们睡了不久便告天亮，我们立即作好准备行装，迅速起程。我们临走前还将几件衣物送给她，老大娘含笑接受了礼物，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感，我们就辞别老大娘而去。

越过海拔五千英尺的高黎贡山

    位于滇西的腾冲境内有一崇山峻岭的大山叫高黎贡山，云南人又把这大山称之为大雪山。每年秋冬而至翌年的春天，都是满山积雪，实不容易让人们和牛马通行。只有夏天酷热的太阳照耀下，山上积雪才溶化，我们逃难归国的时候，正是夏天的五月，已不见雪的影子，才能通过这个大雪山，到达怒江的江边的。但是一望这崇高的大山，还有浓厚的白云盖着了山的大半，未能看到大雪山的全貌。我们登山之前，挑夫已经不再跟随我们一道走，行装没有人挑，也没骡马可用，只好又把不少的东西送给了乡人，每人携带最少的衣物，以前更轻装，才能容易走路.我们拿着一根竹竿作手杖，便于登山不至跌倒。大家都鼓 足勇气战胜难,不怕苦，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一起登大山，缓步而行。 我们十个人当中以我年纪最大，已有四十岁了，我的年纪虽不算老，可是体力有点差，能够完成登上大雪山的最高峯看来是很吃力的。但我也没有登不上的顾虑，毫不犹豫地缓步一步一步登山而上，走了一阵,休息休息完了就再走。这山没有康庄大道，是要行走似羊肠的弯曲小路，穿过茂密森林，走过高高的草丛，越上越高，山风吹来越吹越大，似乎要阻止人们前进。每一次翻过一个无阻无碍的山谷，俯首往下看，有几千呎之遥，颇觉心寒，如果不小心跌下去,就立刻有粉身碎骨之祸，多么危险哪！我们经过一天 登山的行程,不知走了多少里路程，在中途也不知停下来休息了多少次，在同志们帮助之下，才到了半山。晚上不能再走了，便停下来在这儿住宿。这个山上也有几座茅房，因而便于煮饭吃和睡觉休息。那时云集在此地方歇宿的难民也有百多人挤在一起。到了半夜遥闻有婴孩呱呱的哭叫声。原来隔邻的茅房有一位逃难的妇女生了一个婴孩，想不到这婴孩竟在国难中诞生，他将来长大成人后，永远不会遗忘的一件事就是诞生在高黎贡山上。

    我们晨早又登山攀岭，上了一坡又一坡，环望四周都是山，好像身处在一片茫茫的青野，没有别的世界似的。在崎岖山谷行走，有点气喘，但是同志们男的女的都唱着歌前进，露出欢笑的容颜，忘掉了走路的疲倦，倒不觉得有什么劳苦。我们足足走了半天的路，终于胜利到达大雪山的山巅。我也没有掉队，终于能与同志们一道到达了人们认为难走到的目的地。同志们为我这样年老又体弱却能登到这高峰而不禁齐声欢呼，为我能胜利地翻越过高黎贡山而祝贺，使我十分感动，对同志们一片阶级友爱的帮助表示我的谢意。但是另一方面,我在四千多英尺高的大山回头望着南方，好像已看见遥远的缅甸，就勾起我的思念，想起还留在缅甸摩谷的妻子儿女处在日军践踏到缅甸而兵荒战危的处境。他们的生命安全如何?会不会遭遇饥寒之苦?会不会遭受敌人杀害?我想起这次好像生离死别的情景，我就情不自禁地从眼里流出苦涩的泪水了。然而我又想起党,想起革命前途的伟大，我们的革命必将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因此我还是抱着革命乐观主义，放弃了个人一切顾虑，一心一意，没有丝毫的动摇，决心要跟党走，在领导人帮助之下完成回到祖国的行程，重上革命的征途，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奋斗。

    我们在山巅的一间古寺休息，据说这里平时有几个和尚住在那寺庙里，他们以为躲在深山野岭廻避了俗凡的苦闷，与世无争，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在这里永久烧香念佛，消极地过着毕生的生活。他们又怎能料到有日本帝国主义临到他们的头上而被凶恶的战神所吓走呢？这是连梦都梦不到的。这说明了我们是不能以 遁世主义逃避一切灾难的。那些不问政治的人政治却要问到他，所以，我们只有革命，以革命的行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人们才有可能保证安居乐业，过着幸福生活。否则，一切都是幻想。

    那天下午,我们向北方前进，即在大雪山的后边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石路下山了。沿山下坡似乎比前两天登高而上较为舒适，减轻许多步行的劳动。但是我经过两小时的下坡步行，已觉得腿部酸软，没有力举步顺下而行，就觉得走路比前尤其困难。这是我经过两天登高费了不少脚力,今 天下山步行就很辛苦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我得到同志们的帮助，扶着我缓步而行，再走了两三小时，我终于随同志们一起下完了山,到达了李家寨。这是有七十户农家的小村庄，我们进了一个农民的住屋,里面没有人.走出外边一看，全村的房屋也无一人。我们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最后找到一位老人，刘惠之跟他谈话。原来今天上午有一群国民党的士兵经过此庄，大肆骚扰，强迫农民交粮交鸡交猪肉,供给他们吃，全村庄的农民受到目无法纪的国民党军队的无理苛求，发生恐慌，都纷纷逃出，到另一个遥远的山寨，逃避军队的危害。有些农民忙于携带米粮和衣物出走，却忘记了关门。由于害怕和痛恨国民党军队，村民逃走一空，使我们想向农民换购一些米粮都买不到。赵海同志在一户农民家里找到一只小猪，放下几块光洋留在农民家里，大家吃了一顿猪肉，算是吃了晚餐。饭后已天黑了，我们就在一家农民的房屋里睡了一夜，幸好没有发现什么危险的事情。

冒险渡过怒江

    晨早离开了李家寨，顺坡而下，到了怒江边。这条江就是古称泸水，传说古代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到此祭泸水。这从西而下,迂回曲折，河床狭窄的怒江，发源于西藏,横贯云南西南部,流到缅甸的萨尔温江，汇合出海洋。河底凹凸不平,到处乱石矗立，水流冲击形成激流，既无汽船可行驶,小舟小船也不易行,没有经过改造，是不可能利用成水路交通的。怒江之北都是崇山峻岭，江边的石山都是崇高的石壁,好像铜墙铁壁似的,是天然的屏障，为兵家行军最忌怕的地方，平日都置有木船一艘载人过江。在两天前已有第一批国民党的败兵从此慌惶过江，过江后他们就立即将木船破坏，使之不能行驶，企图阻止日军渡江追击。因此我们在那天早上到达渡口时，已有几十人集中在一起准备过江。但是船已遭到破坏，人们都以为过江无望了。可是,当那木船被破坏后，有两位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认为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便砍了五六根大竹扎制成一个竹筏，由对岸驶过来，过江的人每人要给船费十元,但每一次过江那竹筏只能载三个人。他们一天的劳动划船渡江，所载的人数不多，因此也仍有一批人等候了两天还未得过渡。在江边等候渡江的有难民,也有军队。未几，突然听到敌机声音，可能是日本飞机从缅甸飞入中国进行侦查。

    所有人都有经验，一听到飞机声，就立刻散开，自行找寻躲避的地方。当时我也奔到一个山穴里躲避下来，等到日本飞机从渡口掠过之后，所有的人又再聚集在一起，排队等候竹筏过河。当时，李国华、容希文二同志首先坐竹筏过了江，他们在对岸等着我们。划竹筏的两兄弟要回家吃饭，便把竹筏暂时停驶下来。站在南岸渡口的国民党兵以为划竹筏的两位劳动兄弟的有意阻碍他们渡江，蛮不讲理竟然开枪射击，一时枪声卜卜，划竹筏的劳动兄弟吓得惊慌丧胆，拼命地奔回家去。李国华、容希文想到我们还有八个人尚未过江，他们就鼓足勇气把那竹筏划过来。但是他们一向没有划船的经验，经过许多险阻，排除了困难，终于安全地把竹筏驶过来。那些难民和军队都争先恐后要抢先过江。李国华便对他们做了负责的声明，让我们先渡过江，保证再将竹筏划过来,使全体都能安全渡过江。他们不得不服从我们的意见，仍能忍耐等候。我和刘惠之、任以沛三人首先下筏。当时我看到怒江的水势汹涌，险像可怕，稍不小心，划水缺乏技术，竹筏随时可能发生翻覆，危害到有溺死的危险。但是我们不能不从险里求生，也鼓足勇气，冒险坐筏,纵然遭遇牺牲也在所不惜。我们的竹筏先逆水而上，到了相当远的地方，然后顺水流斜横驶过,终于安全渡过江。李国华、刘惠之经过几次的冒险劳苦，终于胜利地把十个同志完全度过了江。李国华找到划筏的两兄弟，说服了他们才肯把竹筏驶到南岸,继续载人过江。我们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乃至欢呼胜利越过日本军队的封锁线，向北边的山区继续前进。

    我们从江边继续走了两天路，到达了一个关卡，经过检查手续，我们都携有缅甸的侨证，没有遭到为难，安全地过了边境。这里是一个相当大的市镇，居民不少，那天可能是墟期，云集的人较多，摆卖的东西很多。我们走了十多天的路程,看不见的猪肉，今天在这里看得见了，所谓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就在中午和晚上用膳时就大吃了一顿猪肉，觉得美味无穷。在北边看到一位老汉敲锣，边打锣边叫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静心细听，原来是防空警告，“凡遇有日本飞机侵入时，你们必须躲在两旁，不可暴露目标。”这里的乡民不感觉日本飞机袭击有什么危险，没有半点惊恐，十分镇静。我们在路上又听到一位老师说，“红军总司令朱德来了云南,准备痛击侵入云南的日本鬼子兵。”我们觉得这位乡亲的话有点离奇，在形势上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可能开到云南，朱德同志更没有调来云南的必要，当然不相信老百姓的传说。但是过去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曾经经过云南不少地方，共产党和红军已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爱戴和拥护，这里的人民希望红军来抗日是很自然的，也不算是什么谣言。

    我们在此休息了两天，身体的疲劳已经减去，体力的和精神也得到恢复了，我们又继续向山路走。这里的山岭虽不很大,但山坡也不少，足足登上了二十多个山坡，上来一坡又一坡。我上了一个坡就气喘得要命，必须停下来休息一刻，恢复了呼吸才能 继续上另一个山坡。经过几小时才能上了二十多个山坡。到了山顶上，我的身体和脚已觉得十分疲劳，举足无力了。我们在山边休息了半小时，开始下坡了。本来上坡难下坡易是好走路的，可是我在这一天用尽了脚力登上了二十多个山坡，转到下坡时仅仅下来两个坡,我的脚力已告消失，不能如意举步而行，不能不倒下来了。幸好始终得到李国华等的无嫌弃的帮助。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发扬高贵的共产主义品质，以阶级友爱精神大力帮助，把我背上身,上下了几个山坡，使我对他永感不忘。我们在路上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了，在一天中午便到达保山的板桥。我们在板桥停了片刻，已见有不少的汽车掠过.我们正需要找车子乘往昆明。未几，遇见有一辆空车停下来，李国华便跟司机协商好每人一百元国民党币车费，我们十个人共交一千元，答应把我们运到下关。这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一种捉黄鱼的贪污风气，任何一辆汽车的司机和押运人都找机会私自载货载客，以求意外的收入。我们乘汽车到了保山，停下来到饭店吃饭。原来这个城市在早几天已经被日本飞机狂炸一次，炸死炸伤不少人，其中以逃难经过保山的缅甸华侨占多数,家乡未到身先死,何等的悲惨！我们在保山听到有关缅甸华侨的消息，据说日军在五月分进兵甚速,攻下了腾冲,又攻陷了龙陵，有许多逃难的华侨被日军追击，有不少华侨正从惠通铁索桥走过，忽被日军从龙陵发射的山炮打中，牺牲了不少，其中有地保建筑商人张群，也在惠通桥被打死，他的铁箱所装的十多万缅币和金器都已遗失。缅甸华侨在这一次战争中罹难牺牲和损失相当严重。

    下午汽车到达下关，往饭店吃晚饭。刘惠之的同学是下关的站长，有了这种关系给予便利照顾，立即派出一辆汽车,便利我们马不停蹄地向昆明驶去.我登上汽车时,遇见有缅甸三青团支部的团员，其中有一个姓陈的向我打招呼,他们对我们一行十人都不认识.原来他们是奉命到下关搜查所谓从缅甸潜入国境的异己分子，于必要时进行逮捕。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就不能不星夜启程离开下关。我们在公路上停歇了两夜，于5月30日下午到了昆明。刘惠之为了避免蒋党特务的注意，到了西山便下车，转往广东同乡会的中学。我们到昆明后住在武成路的生活书店楼上。当时李凌已先到了,主人张同志于晚上在饭店请吃饭为我们洗尘，他的深情厚意使我们十分感激。
( 摘自张培道的回忆录第二卷《在缅甸的岁月》)（张新民整理)

作者张培道简介：

    张培道，1901年生，广东新会人。1926年参加革命和共产党。1929年到缅甸摩谷，创办华校。1942年到曼德勒从事缅华民主进步事业和抗日救亡活动，任广育校长，是缅华战时服务团和战工队创建人之一。参与创办《曼德勒报》、《侨商报》、开明印刷公司及仰光《人民报》。1952年回国，是广东省侨联常委，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委员、新会县政协委员。1978年1月在广州病逝，留下20万字的《回忆录》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