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国过第一个元旦

（部队生活回忆之一）

叶国治洛杉矶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诞生。我们怀着喜悦心情，乘轮回国。在新中国，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元旦。

    刚解放的广州市，一片欣欣向荣，看不到有过战争的痕迹。十月十四日，十月的金色迎来了英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欣起了一股参军的革命浪潮。我们刚回国的十几个同学就暂住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的饭厅里。校门口设立了一个招生站，是四野一三一师招收一批青年知识份子，条件是喜爱文艺，戏剧，音乐，会吹弹各种乐器者。有几个同学报了名，问我愿不愿意去？我的本意是想上北京就学，可当时粤汉铁路因战争破坏未通车，而海路被国民党封锁，不能冒然行动。广州市里，有二野军政大学，南方大，还有各种革命干部训练班在招生，不过开学日期都在次年。年轻的心是急躁的，等待的日子是难过的。我想，一三一师青年工作队可能像抗日时期的抗日剧社一样，先参加一段以后再去上学吧。于是我也去报了名。

    报名，还要考试。想不到，只考政治，考的内容是《新民主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哈，这两本书，我们在仰光南洋中学是作为公民课上的，难不倒我们。我们个个都考了个“甲”等，大家喜气洋洋。

报名处的解放军同志通知我们，十二月一日要到佛山镇报到入学。我们整理一下行装，只带了一捆被盖，其余交付其他同学保管。可临行时，其他同学变了卦，江敬贤坚持上南方大学，张廷楷等待上中南艺术学院。只有我和林社然两个跟着带队的解放军，坐上火车往全国十大名镇之一的佛山镇（后来改为市）了。

    林社然是我们同船回国学生中年龄最小一个，他是南洋中学中五班的，我是中二班。本来老师是劝他毕业后再回国，他年龄还小。但他因家庭关系，继母对他不好，他是跟随黄华明老师由育德学校转学南中的。他在南中是半工半读生。一面读书，一面帮黄华明老师做点杂事，兼做学校的敲钟工。所以，他宁愿脱离家庭，跟同学一起回国。

    佛山镇还是中国传统式的四合院建筑，飞檐斗拱的屋顶，青砖屋瓦，街道是石板或鹅卵石铺路，唯一的五层楼西式建筑是河边的国华酒店。灯火辉煌，琉璃闪闪。我们青年工作队的学员就借住在四楼。五楼是大队礼堂，开大会，上大课。为了不影响酒店正常营业，我队学员不准从前门进出，只能从后门进出。不能影响酒店营业。青工队有学员将近200多人，共分五个区队，四个区队是男生学员。第五区队是女生学员，住在离酒店200公尺外的平房。区队下分三个分队，每分队有10-15人。每间房间住一个班，没有床，统统铺稻草，通铺。为了节省用水，大便都在酒店外的公厕。夜间，在走廊上置尿桶，方便学员，第二天各班轮流挑到菜地施肥。

    1950年元旦到了。队部按各班人数分配猪肉，面粉，白菜等。包饺子是北方人的传统过年习惯。我们一三一师是东北人民子弟兵，而我们学员绝大部份是南方人，习惯吃米饭。不过，我们也觉得新鲜，可是又不知道怎么个做法，怎么个包法，并且，我们又不知道用些什么器具，便分头向老兵们学习，分头到老乡家里去借厨房用具。没有擀面棍，就用玻璃酒瓶，大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包出来的饺子，五花八门，大大小小，七歪八扭。拿到厨房，各班轮流下锅，炊事班的老兵见了，讥笑得合不拢嘴，一再说：包得好看不好看不打紧，最重要的是要捏紧，边不捏紧，一下锅就散了，就会煮成糊糊。

    妈咦！真的，其他班煮的比我们好，我们煮的烂了很多，也只好将就吃了。我是第一次吃的饺子，在家里，天天米饭，连面条都很少吃。我们队的学员都是广州参军的，可能也很少吃过北方饺子吧。这就是50年的除夕夜。

    次日清早，我们到河边洗脸，刷牙，然后吃早点，纷纷到大队部向队长，指导员等领导拜年。在队部，看见桌子上有两三个竹子编织的簸箕，里面还摆着前晚未吃完的饺子（熟的），一粒粒巧小玲珑，均匀整齐，心头不禁嘅叹，北方人就行！我们几个流口水了，顺手就检起徃嘴里塞，哈！味道真好，想想昨晚我们自己煮的，同志们都乐得羞得面面相觑。

    回到班里，大家赶紧化装，全队扭秧歌上街，到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去向首长们拜年。两幅大型油画是学员黄树德同学每天抽空赶出来的（他后来成了广东省的出名画家）一幅是戴八角帽的青年毛泽东，一副是朱总司令。由两位高个子学员举着走在前头，接着是化装成工、农、兵排着，各举着斧头、镰刀、红旗。锣鼓后面是浩浩荡荡的400多人队伍，有学生，妇女，老头子，老太婆，各行个业老百姓，各人腰缠红布，手挥红绸，跳着东北大秧歌。市民们都纷纷出来观看，早晨的彩霞，映红了这一班男女青年兴奋的笑脸，佛山镇洋溢着新生的气息。

    这个元旦，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元旦，也是我离家过的第一个集体生活的元旦，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自豪，最新奇，最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