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来源：《国家、战争与历史起源》

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史家大多认定为霸主政治,而整个春秋时代当然就是一个霸权迭兴的时代了。但是,史家对于春秋期间哪几个国家可称得上霸主尚有争议。在《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史》“春秋五霸”这一条下即收有数种说法:“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吴王夫差。”各种说法虽不相同,却有两个共性:其一是除晋文公与秦穆公称霸时间有较大重叠外,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假定了在中国春秋的一定历史时期中仅有一个主要霸主,而新旧霸主的迭兴过程则构成了春秋历史发展的主轴。其二是东周时期的霸权政治一直延续至春秋晚期甚至战国早期的吴越称霸时期,也就是说整个春秋政治历史就是一场霸权迭兴的历史。

在本文中,笔者试以东周时期的战争及战争与国家形态的互动关系为主轴,对各个时期发展的不同规律作出总结。通过这些分析与总结,希望读者能从中了解笔者以战争为中心的历史视角以及随之产生的新的历史分期法如何增进了对整个春秋战国历史的理解。

四大战区的形成与归一

平王东迁,周室衰落,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大国争霸局面。传统观点一般把这一争霸时代的序曲定于郑国的崛起。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对《春秋》与《左传》文本的依赖。《春秋》与《左传》基本上是以鲁国历史为中心展开的,里面记载的历史的重点或与鲁国直接有关,或是一些在鲁国的邻国与对鲁国有直接影响的大国中所发生的事情。在鲁桓公二年(前710年)之前,《春秋》与《左传》均对秦、晋、楚这三个大国没有任何记录。其原因是这些大国在那时仍陷于地区性的争斗而无暇顾及中原事态,相应地《春秋》与《左传》也就没有记录那些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但由于《春秋》与《左传》是我们赖以了解那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献,此二文献的记载方式势必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的理解。

事实上,在周平王东迁后诸侯混战的初期,大多数国家势力均很弱小。国家仅对国人与城郊的野人有一定管理能力,东周晚期兴起的集权国家在当时还不见踪影。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重要的国家如郑国、鲁国及卫国尚无常备军队,直到有战事时才发兵器给国人出战。这就决定了春秋初期的战争规模只能很小,持续时间很短,并主要发生在邻国之间。一些史家认为春秋战争规模小主要是当时国君的行为受到周礼的道德约束,其实当时即使没有道德约束,战争规模也不会大。由于这一原因,当时中国大地上存有四个主要战争区域,诸侯间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每个区域之内的国家之间。这些区域是:以齐为中心的中原(东方)区,以楚为中心的南方区,以曲沃晋为中心的北方区,以秦为中心的西方区。史书上所记载的一些早期霸主,如郑庄公、鲁庄公,甚至是齐桓公,均是东方区中的地区性霸主。

如果将春秋早期的战事与现代体育作个模拟:这四个战争区域内的战争就象现代体育中的小组赛,而齐、楚、晋、秦四国则是各小组涌现出来的“第一名”。这四国所以能在区域性的战争中胜出,有许多这里不能详尽的因素,但有一点可以很明确地指出:这四国都是在艰巨的竞争下逐渐获取区域性霸主地位的。这一点在齐国中原争霸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郑庄公时,齐国的力量明显小于郑国,甚至在齐桓公刚刚即位时齐国还在与鲁国的交锋中失败①,①见《左传》庄公十年(前684年)及《国语·鲁语上》中所记的长勺之战。直到在管仲的领导下逐渐壮大后,齐国才最终确立了其东方霸主的地位。

其他几国在取得区域性霸主地位的过程中也并不一帆风顺。在北方战区内,晋国的曲沃政权与翼政权在公元前739年桓叔指使潘父谋杀了晋昭侯后进行了长达六十余年的争夺战。在此期间,曲沃武公曾于鲁桓公八年(前704年)诱杀了晋小子侯并灭了翼,但在虢国的军事干涉下,曲沃武公不得不退回曲沃,翼政权因此得以复国。显然,直到曲沃武公在鲁庄公十五年(前679年)灭了翼政权统一了晋国前,晋在北方军事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尚未确立。

在南方,楚国一直是一个区域性的强国,但尽管如此,楚国花了十六年时间进行了三次战争才最终征服了随国,并且还在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被巴国打败。显然,春秋初期楚国在南方的地位也有着一个逐渐壮大的过程。与其他三国相比,我们对秦国在西边的发展了解得更少,但有一点很清楚:从襄公到穆公,秦国与各类戎人部落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征战才最终确立了“霸西戎”的地位。这一过程显然也来得不易。

当时,在取得区域性的优势后,一个国家一定会往中原发展。这种战略选择的逻辑十分显然:中原地区在当时不但富有发达,而且还是东周政治中心所在。因此,中原战区以外的三个主要国家(即楚、晋与秦)当巩固了他们在区域内的地位后,先先后后地想把他们的势力插入中原。大国的这种军事动作促进了四大区域性战区的合并。就楚国来说,在鲁桓公三年(前709年)《春秋》有了如下记录:“蔡侯郑伯会于邓。”《左传》则把这次蔡侯与郑庄公的会见目的点得十分清楚:“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这是《春秋》与《左传》对楚国的第一次记载。蔡侯与郑庄公的畏惧并非空穴来风,在此后数年内,楚国势力不断北侵,逼近中原,相应地《左传》对楚国军事行动的记录也不断增多与变得详细。楚国往北方发展分两路推进。西边一路沿武当山东侧平原北上,直插南阳盆地,一路上它征服或消灭了权(约前700年)、罗(前699年)、邓(前703年,被楚灭于前678年)、绞(前701年),并于公元前687年进攻了南阳盆地北端的申。征服申后,中原已咫尺可见。东边一路则直指大别山,待征服了地处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国后,挺兵出山消灭了位于中原南端的息(约前685年)并挥师北上,在郑庄公与蔡侯为楚之事相会的二十六年后(前684年)进犯了蔡并活捉了蔡哀侯。在鲁庄公十六年(前678年),楚的军队终于兵临郑都,把它的势力插入了中原腹地。面对楚国的北犯,齐桓公在鲁僖公四年(前656年)率中原多国之兵伐楚。虽然这一军事行动最后以楚齐之间的召陵之盟而告终,对于本文来说,此次事件标志着中原战区与南方战区的合一。用现代体育做比喻来说,争霸的角逐进入了半决赛阶段。

正当齐楚两国在南边角逐之际,秦晋两国在北方的冲突也在升级。鲁僖公十五年(前645年),晋在韩原之战被秦打得大败,晋惠公也被秦军所擒,秦的势力深入了河东地区。韩原之败迫使晋国“作爰田”、“作州兵”见《左传》僖公十五年。,进行税收与兵制改革以图强。

鲁僖公十七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随之,齐国因国主继承纠纷内乱不断,并最终沦为了一个二流强国。不久,在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年),秦军因冒险远征郑国,而在回师路上被晋军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崤山一举歼灭了秦军主力,活捉了秦军主帅孟明视、西乞术与白乙丙。秦军在此战败后,虽然能“霸西戎”,却已无力再与晋国抗衡。在齐、晋、楚、秦四国的交锋过程中,继齐之后,秦也沦为了一个二流强国,东周政治进入了晋楚争霸阶段。

在描写晋楚长达一百余年的争霸史中,大多数史书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晋强楚弱的景象。但由于那些史书的材料大多来自《春秋》与《左传》,而《春秋》与《左传》均出自中原作者之笔,他们在描述晋楚争霸史中的偏差是显见的。因此,笔者想用一些较客观的数据来比较一下两国的相对实力。首先,我们知道郑国地处晋楚之间,是一个较有实力的二流强国。晋楚虽然能压迫郑国臣服,却无力一下子灭掉郑国。因此,他们均想把郑国作为自己的跳板而把势力伸向他方。这样,当郑国与楚国结盟时,晋国就率领军队进攻郑国,而当郑国与晋国结盟时,楚国就进犯郑国。因此,春秋期间郑国被迫反复在晋楚之间选择盟主,整个晋楚争霸史也可以说是一个两国对郑国的争夺史;而郑国与某一国家结盟的时间长短,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晋楚二国的国力。我们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上可清楚地量出,从楚都郢至郑都新郑之直线距离为460公里左右,而从晋都新田至新郑距离仅此一半左右。(古代军队的陆路进军距离平均每天仅在15公里左右,因此这直线距离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军事辐射能力。)尽管如此,从齐桓公死后直到弭兵大会(前643—前546年),郑国与楚结盟时间达49年,而与晋方达48年。如果以上比较显示了晋国在晋楚争霸过程中肯定不占上风,笔者收集的其他证据则显示了在晋楚争霸过程中晋不仅不占上风而且还更可能明显居于下风。在整个春秋历史中,楚国主动发动的战争达111次之多,而晋国主动发动的战争仅有90次。更有甚者,在春秋期间,齐国主动发动的战争70次,秦国仅44次,这些国家军事实力大小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由于当时军事的后勤运输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春秋初期的大多军事争端均发生在邻里国家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主动发动战争一方军队在战争中的平均进军距离可体现该国实力之强弱。笔者通过测量对比得知,齐国军队的进军能力在齐桓公死后不久便从顶峰时的约500公里下降到了300公里左右,秦国在进军中原途中因受到晋国的阻挡而在整个春秋期间军队进军能力始终保持在300多公里。晋国军队的平均进军能力明显高于齐桓公以后的齐国,略高于秦国,但基本稳定在300—400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楚国在公元前650年以后的军队进军能力基本能保持在400—600公里之间,大大高于其他三个大国。①从以上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晋国在晋楚二国之间长达上百年的争端中不但并不占优势,可能还处于劣势。总体上,笔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春秋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平衡格局下。

东周历史中春秋、战国二阶段分期

传统史家一般以《春秋》编年终年(前481年)为界将东周历史分为春秋与战国二期。并认为,春秋时代是争霸时代,战国是兼并时代;春秋战争规模小,战国战争规模大;春秋为封建时代,战国为官僚国家时代。这些说法均有道理,但问题是,从春秋到战国之间的政治转型并不是在公元前481年左右突然完成的。首先,当我们说战国为官僚国家时代时,我们实际上已忽视了战国官僚体制的许多雏形在春秋时期已经呈现。当我们说春秋时代战争规模小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战国期间的典型大规模战争直到了公元前405年后才慢慢出现。历史文献中共记载了20次战国时期发生的伤亡人数超过两万人的战争,最早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05年,最后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45年,但其中15次发生在公元前317—前256年之间的61年之间。因此,如果仅从战争规模考虑,公元前405年以前的所谓战国时代的性质就成了一个问题。其次,与春秋时代相比,战国时代的确可以被称之为兼并时代,但这并不能否认土地兼并在春秋早期也曾是战争的一个主要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国争霸的初期许多小国被灭),一直到了春秋的中后期,各国的土地兼并欲望才逐渐减小。最后,虽然与战国时代相比,春秋时代可以视为争霸时代,但笔者在本文中将会说明,春秋时期的争霸政治并不是结束于吴越的崛起与衰亡,而是终止于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

(一)封建危机

在春秋初期,一些国家纷纷进行了领土扩张,但战场上的成功马上带来了一个怎么对扩大了的领地实行管理的问题。因此,在春秋早期,我们看到了两个并存的趋势。其一是在占领的土地上实行郡县制。这些早期郡县制的建立为今后在法家思想主导下的国家改革提供了基础。其二是把土地分封给亲属或军功贵族。对于这后一种过程,与周朝的分封相对应史家把它称为“二级封建化”②。在春秋时期,虽然官僚化与封建化两大趋势并存,封建化趋势显然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在“二级封建化”现象出现的早期,各国公室对分封贵族尚有约束力,新封贵族也尚且服从公室的控制与调动,　因此,“二级封建化”曾对许多国家的发展与扩张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不管各国的“二级封建化”过程如何不同,“二级封建

笔者在测量前作了如下规范:(1)战争距离的测量除个别明显有错的情况外,均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为准,并以直线距离计算。(2)当历史记载仅写了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未写明具体地点,或者写出具体地点却又无法查出该地为何处的话,笔者以两个战争国的首都距离为准。(3)有历史记载中仅写明了其中一方出兵或交战的具体地点,那就以该地到另一国的首都之间的距离为准。(4)如果是一场数国打数国或数国打一国的战争,以参加这场战争的最主要两个敌对国家为准,然后应用前面三条原则来计算战争距离。(5)如果一次战斗中军队分兵几路出发,以最远进军距离为准。

发达的国家最后均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封建贵族势力变得日益强大,而他们与公室的血缘或感情纽带却随着代际交替变得越来越疏远。这些关系变化,势必导致公室与贵族之间的冲突与争斗。但由于贵族们不但占有大量领地,而且还掌握着很大的对军队的控制权,因此,在公室与贵族之间的互相争斗中,公室往往败北。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前后,也就是在“二级封建化”发生了约一百年后,在晋国与一些中原大国中,公室地位变得日益减弱,而由之而来的冲突却日益增强。在晋国,自从赵穿谋杀了晋灵公后,贵族与公室之间及贵族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到晋平公时,晋国政治已几乎完全掌握在互斗中幸存下来的六卿手中。在鲁国,自文公后,政治基本上被三桓所把持,发展到公元前562年,三桓甚至三分公室,即瓜分了公室的军队。在齐国,自从齐惠公去世后,权力也日益地向国、高、田等贵族势力倾斜。这种权力倾斜甚至导致了在公元前553—前481年之间齐国的先后五位公侯竟有四位被贵族势力杀害。笔者把这种由君主与贵族之间或贵族与贵族之间争斗而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称之为封建危机。在产生了封建危机的国家中,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越大,其封建危机的规模也就可能越大。其中原因很简单,国土越大,封建贵族的领土与势力也可能越大。此外,国土越大,能争夺的余地越大,随之封建贵族的野心也可能越大。因此,在众多产生了封建危机的国家之中,晋国的封建危机来得最为剧烈。由于领土扩张后所造成的“二级封建化”是导致封建危机的主因,并且国家越大封建危机越严重,这样许多国家在封建危机加深后,领土野心便减小了。这种领土欲望的减小又反过来改变了封建危机加重后的战争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春秋时大多数的灭国均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而不是在6世纪。例如,晋国在公元前7世纪时灭国无数,但在公元前6世纪时则灭国很少,特别是在公元前592—前531年这段时间内,晋才灭了偪阳一国即使这样,晋仍把获得的土地转送给了宋。

（二）晋楚弭兵

春秋初期出现的霸主政治及“二级封建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周王朝的封建政体,但当历史演进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前后,由于各国封建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其他原因,晋楚之间的霸权政治很难再维持。这就引来了公元前546年在晋楚与其他中原国家之间的弭兵大会。但是,晋楚弭兵的成功却又加剧了晋国内部封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从而导致了霸主政治的垮台。弭兵大会的两大主角是晋与楚,因此,让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晋国意欲弭兵背后的动因。从晋国政治这一角度来看,晋楚弭兵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与当时封建体制危机有关。在公元前6世纪的上半叶,随着晋国国君势力的减弱,晋国国内的主要冲突已不是发生在国君与贵族之间,而是发生在贵族与贵族之间。因此,在鲁宣公十三年(前596年),晋大夫先轸的后代先毂被杀,其家族被灭。在鲁成公八年(前583年),晋大夫赵同、赵括被杀,赵氏险些被灭。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在三郄的陷害下,晋大夫伯宗被杀,其子伯州犁逃往楚国。两年后,三郄及其家族又被灭。又一年后(前573年),谋害郄氏的主谋胥童又被杀。最后,在公元前552—550年之间,范宣子又灭了以栾盈为首的栾氏家族并杀害了与栾氏为亲的十个大夫。因此,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随着晋国贵族互相倾轧,君臣离心,晋国贵族的主要关心点均从国际的称霸转移到了国内的争斗。这一背景即为晋国与其主要敌手楚国弭兵提供了可能。楚国想要弭兵的动因与晋国很不同。与晋国相比,春秋时的楚国官僚体制较为发达,国家权力更多集中在国王手中。虽然我们对楚国整个官僚体系缺乏一个详尽的了解,从目前已有的一些资料中我们还是能看出楚国春秋时官僚制的一些特色的。首先,很容易想象,一个国家当时的官位名称留下来的越多,那个国家当时的官僚体制也可能越发达。明朝董说所著的《七国考》共记录了楚国官位91种。根据董说所提供的这些官位资料的出处,我们可看出这些官职中至少有64种在春秋时就已存在。相应的,《七国考》中所记的秦国官职共有72种,但从这些官位资料的出处看,这些官职中的大部分均产生在秦国采取了商鞅的二十级爵位制之后。《七国考》中所列其他国家的官职数量均大大低于楚秦两国。

我们还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春秋时期楚国发达的官僚体制。《左传》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有这样一条记载:

令尹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 议远迩,略基趾,具糇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这段记载记录了楚令尹孙叔敖在沂地(今河南省正阳县)负责修筑城墙一事。该记录中写到孙叔敖派封人筹划了工程计划,并把计划报告给司徒。计划包括了预计人工的多少,材料用具的分配,运土方与筑墙人力的搭配,各段城墙建筑的水源与土源,确立监工,运筹粮食等等。该记录还不忘记告诉我们整个工程仅在三十天内就完工了,没有超过原定计划。这一段珍贵的记录不但让我们看出了楚国高层官僚的运作,我们还看到了楚国中下层专家的素质。

与晋国国君相比,楚王被大臣所害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即使是楚王被害,在很多情况下他也是被王子或其他对王位有一定合法继承权的家族成员所害。由于楚国在春秋期间的大多数官职已非世袭,楚国贵族很难对国王权力形成严重威胁。事实上,从公元前632—前528年,楚国竟有八位令尹由于战败、腐败或国王不信任等原因而遭杀害或被迫自杀。在春秋时期,楚王权力始终大于贵族,因而在晋国及一些中原国家所发生的严重封建危机在楚国并没有出现。那么,导致楚国寻求弭兵的动力又是什么呢?通过对《左传》记载内容的解读可以看出,楚国可能是被地域政治压力推到谈判桌上来的。在春秋争霸时代的早期,作为南方唯一的强国,楚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往北争霸这一目标上,但随着战争规模与区域的扩大,许多当时处在中原文明边缘的国家也慢慢地卷入了以中原为轴心的战事。地处东南的吴国即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左传》第一次提及吴国是在公元前584年。那一年《左传》记载了吴国入侵地处吴都北边约四百多公里的郯国。一个国家在当时能进行四百多公里的长距离入侵,可见它当时已经实力不俗。楚国大约从此以后变得在北方与东方两面受敌,势力有所受损。为摆脱这一局面,楚国当然也很希望能在北方弭兵。在这一背景下,宋大夫华元穿梭于晋楚之间,在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成就了两国的第一次弭兵。此次弭兵由于楚国在公元前577年进攻郑国而迅速垮台,但三十多年后,即在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晋国贵族之间互斗更有所加剧,而吴国对楚国的军事压力也越来越大,双方的弭兵欲望显然有所加强,在这一背景下宋左师向戌出力促成了晋楚等十国在宋国举行了弭兵大会。

（三）霸权时代的终结

传统史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随着弭兵大会后晋楚战事平息,吴越扛起了霸主的旗帜,因此,春秋的霸权政治终于吴越的兴起与消亡。这种看法与事实可能有较大的偏差。无须否认,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旦强大后一般会有控制他国之野心。但问题是,由于吴越二国地处南方一隅,向西发展因有长江、淮河两系水道相助,有着很大潜力,往北方中原发展则无法借助中国的东西走向的水道。(在古代的战争中,水路的运输能力在陆路的二至五倍之间。)以水军见长的吴越两国即使在修了邗沟菏水等以军事目的为主的运河后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随着晋楚弭兵,延续了二百来年的霸主政治走向了末路。下面我们为这一论点提供几个证据。

在争霸时代,当一个国家取得霸主地位时,这一国家一般就会召集诸侯举行盟会。因此,一个国家召集诸侯结盟的次数与来参加结盟的国家数往往能反映该国的实力。我们从《左传》的记录中可看出,晋楚二国(特别是晋国)在强盛时曾举行了十分频繁的结盟活动。即使在弭兵大会后,这两个国家力量相对衰落时,我们仍能经常看到他们与邻国结盟的记录。但是,在《左传》中,以越为主导的结盟记录仅一次,那就是公元前468年越与鲁在平阳的结盟。以吴国为主导的结盟记录仅两次。一次在公元前487年,当吴国攻入鲁国后鲁被迫与之结盟。另一次在公元前482年,吴、晋及中原国家之间的黄池之会。但在那一年,越国军队已趁吴国北上争霸之际袭击并攻入了吴都。吴国当时显然已扩张过度力不从心,因此在被越攻击后实力迅速下降,并在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吴的争霸在历史上最多只能算是昙花一现。

在霸权政治下,当一个霸主要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时,它往往会带领一些附属国军队一起进攻他国。例如,在晋国称雄时,晋国有时能率领多达十三国的军队来对另一个国家发起战争。霸权政治下的这种战争性质为我们检验春秋时的霸权政治在弭兵大会之后是否还继续存在提供了思路。如果弭兵大会后参加一次国际战争的平均国家数显著低于弭兵大会前参加一次国际战争的平均国家数并且又十分接近于二(因为至少有两个敌对国家冲突才能构成一次国际战争),这就说明霸权政治在弭兵大会后已经垮台,否则就可以认为霸权政治还主导着当时的政治。因为晋楚弭兵发生在公元前546年,笔者选择了公元前611—前546年与公元前546—前481年作为两个对称的比较时间段。之所以把比较终止于公元前481年,是因为那一年被许多历史学家定为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计算结果显示,弭兵大会之前,在由晋或楚发动的战争中,每次战争卷入的平均国家数为4.0,但在弭兵大会之后,同样的数字降到了2.35。晋楚在弭兵大会后霸主地位的大大下降是显然的。弭兵大会之后,最有争霸实力的国家是吴国。

弭兵大会前后,在吴国攻击他国的战争中,每次战争的平均卷入国家数分别为2.0和2.68。这显示吴国在弭兵大会后对他国的支配能力的确有显著增强;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弭兵大会后吴国所发动的战争的平均国家卷入数(2.68)并不比同期内晋楚二国发动的战争的平均卷入国家数(2.35)来得显著的大。换句话说,即使在弭兵大会后晋楚衰落的情况下,吴国对他国的支配能力也并不大于晋楚二国对他国的支配能力。显然,即使在其巅峰阶段,吴国也从未达到弭兵大会前晋楚二国统领天下的地位。以上的讨论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晋楚从争霸政治中淡出后,其他有野心的国家自然想趁机争夺更大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弭兵大会后齐国、吴国及以后的越国均频频用兵。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吴越甚至创造过短暂的辉煌。在其鼎盛之时,吴国几乎灭了楚国,并随后在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修了邗沟,公元前482年完成了菏水建设。邗沟贯通了长江与淮河及淮河的支流泗水,菏水则贯通了泗水与济水。这两条运河修成后,吴军能直接通过水路挥师北上直达中原。吴国的一系列动作的成果之一便是在公元前482年由吴、晋、鲁及其他一些中原国家举行的黄池之会。但是吴国整年穷兵黩武过度扩张,早已是外强中干,因此在黄池之会后九年(前473年)便被越所灭。越灭吴后,也曾试图北上争霸,但是即使是越国将其首都从南方的会稽北迁到琅琊,越也没有达到在吴国鼎盛时期的辉煌。　　

楚晋衰落后,当时其他的大国或者由于地域政治的不利因素(如吴、越),或者是由于有限的军事力量(如齐国),均未能对整个时代的进程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因此,虽然吴、越、齐都曾想在历史舞台上一试身手,但决定春秋霸权政治垮台后历史进展的却是当时已是危机沉沉的晋国。弭兵大会后,在晋国的内战与分裂中,涌现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与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全民战争。正是这种官僚体制与全民战争的互动,促进了战国时期国家动员能力的空前增强与战争规模的空前加大,并最终导致了秦国的一统天下。至于霸权政治,它已成了明日黄花。

转型期：官僚制国家的兴起

公元前546年弭兵大会后,楚国在吴国的军事压力下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低潮,吴、齐、越在中原的争霸业均未成功,因此弭兵大会后主导中国政治走向的是晋国的分裂与魏、赵、韩三国的兴起。导致晋国内战与分裂的封建危机在弭兵大会之前已困扰着晋国政治。弭兵大会的意义在于,由于楚国在当时是晋国的一个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要外来威胁,弭兵的成功使晋国失去了一个外来的能使晋国贵族凝聚起来的压力。因此,弭兵大会后晋国的贵族们的注意力更转向内斗。从这个意义上讲,晋楚弭兵的成功可能加速了晋国内部的分裂。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晋国当时的执政范文子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在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前夕,范文子不想战而栾书与郄至均主战,据《左传》记载,此时范文子对郄至说了如下一段话:

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这段话阐明了楚国作为晋国的一个主要外来威胁的积极意义。但是,《左传》里的范文子这种政治智慧没有能阻挡住晋国的历史发展。随着晋国内部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其贵族已越来越无意于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兵力用于与楚争霸,而弭兵大会后晋国贵族则更无暇于国际事务。因此,在公元前546—前481年间,晋国仅发动了15次战争,却被他国攻击了8次,而在弭兵大会前同样的时间段内(即公元前611—前546年)晋国发动了多达50次的战争却仅被他国进攻了11次。当然,这些数字并不说明晋国的整体军事实力在弭兵大会之后大大减弱了。为了重塑其在中原的霸主地位,晋国曾在公元前529年趁傂祁宫落成之际在平丘召集了一次有14个国家参加的会盟。

为了显示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晋国派出了多达4000乘的兵力出席这次会盟。事实上,晋国的军事力量大大超过了此数。几乎在平丘会盟的同时,鲜虞在北方乘虚入侵晋国,结果被晋国荀吴率上军从著雍出兵打得大败。可见,仅从军事力量上讲,晋在当时无疑仍是屈指可数的强国。但是晋国的这种军事规模并不能隐藏在其背后已日益加深的危机。因此,平丘之盟时即使在晋国4000乘之盛威之下,郑国执政子产仍敢公然对抗晋国,迫使晋人同意减低郑国的纳贡数量。据《左传》记载,子大叔为此事责备了子产,说:“诸侯若讨,其可渎乎?”子产回答道:“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见《左传》昭公十三年(前529年)。子产不愧是有眼光的大战略家。此时的中原,各个中小国家频频对他国用兵而晋不能制。齐国扩张,多次迫使中原中小国家与之结盟,晋也无意去管。如前文中提及,甚至连晋国出兵干涉在公元前518年时周朝的王子朝与敬王之间的那一场冲突都是在子大叔的指责下才作出的。

随着局势的发展,在晋国早期互斗中幸存下来的六卿之间已越来越难以维持平衡。终于在公元前455年,晋国国内长期武装冲突中所幸存的最后三个家族———赵、魏、韩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三晋)。这一时期的三晋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作为自公元前6世纪发展起来的封建危机的直接受益者,三晋国主比任何人都清楚封建危机的根源与危害。因此,尚在三家分晋之前,三晋在其已控制的领土上逐渐实行了非世袭、以郡县制为中心的官僚体制,并在土地所有制、税收与法制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分晋后,赵、魏、韩三家更是理所应当地分别在自己控制的领土上继续推行改革以确保曾让他们得益的封建危机在他们的治下不再重现。(正是由于晋国是封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作为这种危机的一个反映,那些今天被我们称为法家的学者绝大多数出自于三晋。)其次,在取得国家地位后,这三个国家的位置从地域政治角度来说均十分不利。在统一的情况下,晋国几乎独霸北方,而三家分晋后,魏韩两国地处内线,变成了四敌之国。还有,三晋所控制的土地均系他们早期的领地加上后来扩张所取得的土地。因为这一原因,三晋所占土地不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整个国形很不合理。比如说,早期魏国的主体(不包括被赵割开的北方的那部分)分东西两个部分,中间被韩国割开。两部分领地仅在北方上党地区窄窄一线得以相连,两地照应很不方便。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三晋在独立后采取了内部改革、领土整合与对外扩张的积极姿态。赵往北方,韩向南方,魏取西方。在三晋中,可能是由于魏国在三国中实力相对较强而地域政治位置却十分不利,魏国率先进行了依正在兴起的被后世称之为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改革,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由一个封建政体转化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随着国制改革的进行,魏国国力大大增强,再加上官僚制国体消除了春秋时造成封建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改革后的魏国领土野心大增。魏国的扩张对周围邻国造成了重大威胁,以至于促进了在各国发生的一潮又一潮法家改革,这种法家改革又回过来增加了国家的军事能力与领土欲望。这种改革与战争的相互促进在转型期后成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迎来了全民战争时代,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的统一。

综上所述,虽然春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霸主政治,但对春秋政治是一种霸权迭兴的理解仅仅是一种神话。这是因为:(一)在整个春秋历史中,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一国称霸的局面。春秋早期的几个霸主,特别是郑庄公与齐桓公,仅是中原地区的强国而不是全中国范围内的霸主。(二)传统史学均把以争霸为主轴的春秋政治延续到整个春秋以至于战国早期,但事实上霸主政治作为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政治形态在弭兵大会后就已进入尾声,取而代之主导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因则是中原国家特别是晋国整个封建体制的全面危机与崩溃,这一封建危机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促使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在三晋率先形成。(三)有鉴于此,笔者在传统的东周历史春秋战国二期说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对该段历史的三段分期说:霸主时代(前770—前546年),转型时代(前546—前419年),与全民战争时代(前419—前2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