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在行动：我亲身经历的湄公河“10·5”大案善后（下）

2015-01-25 领事直通车

    编者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领事保护”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外交官在行动—我亲历的中国公民海外救援》一书，收录了数十例中国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救助海外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案件，著者以亲历人的角度，讲述那些惊险、紧张、牵动人心的日日夜夜。今天发布《外交官在行动：我亲身经历的湄公河“10·5”大案善后》的最后一部分。下周，我们将为您独家披露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善后的故事。更多内容，敬请关注《外交官在行动》一书！

　　调查的早期阶段，有一个很大的谜题：按道理说，既然袭击者为了掩盖真相，把12名船员的遗体都扔进了河里，没道理单单留一具遗体在船上，那么船上发现的遗体究竟是何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续的调查方向，因此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经过几次尸检和现场勘查，公安部同事提出了一个看法：根据生物特征初步判断，船上发现的遗体很可能就是下落不明的第13名船员。但是，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因此要最终确认答案，必须依靠DNA比对结果。但是，一方面可供比对的DNA样本还在国内，另一方面泰国当地的DNA 检测水平和国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派人携带从遗体上取出的DNA 样本回国进行检测。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公安部的DNA 专家和我身上，这让我不经意间产生了一种远离大部队单兵作战的感觉，既有些跃跃欲试，又有些紧张。

2011年10月18日 下午

　　我和公安部DNA专家在驻泰国使馆杨为民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遇难船员遗体存放的地点，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在清迈的一所医学院里，我们见到了第13具遗体，并且目睹了法医从遗体身上分离出一小部分肌肉组织和骨骼用于DNA检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DNA检测不像美剧或者TVB刑侦剧中演示的那么简单，想从一根头发或者仅仅是唾沫中提取到完整有效的DNA 样本，不仅需要极为高超的技术，还需要运气。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医学院的冷气开得太足，在等待DNA的三个小时中，我老是觉得浑身发冷。而且那座医学院太过安静，以至于我出去上厕所的时候，老是心里发毛，忍不住脚步飞快。

2011年10月18日 晚上

　　当天晚上，我们携带DNA 样本从清迈飞往昆明，在昆明机场将DNA样本交给早已等候多时的云南省警方，他们将连夜进行检测和比对。而我则终于在宾馆睡了多日来第一个不用担心安全问题的好觉。第二天一大早，从熬得双眼通红的云南警方工作人员处得知，船上发现的遗体果然就是下落不明的第13 名船员。至此，13名遇难船员遗体全部得到最终确认。也是在这一天，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抵达云南，就近指挥各方开展相关工作。

2011年10月19日 下午

　　我独自前往云南省外事办公室，向省外办领导介绍工作组在泰国的工作进展情况，同时了解陆续聚集到西双版纳的遇害船员家属情况，那里有另一支来自外交部的工作组负责与云南省有关部门一同协助家属做好善后工作。

　　从省外办回宾馆的路上，突然接到我爱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乘坐的出租车刚刚遭遇了后车追尾，脖子好像扭到了，现在正准备和司机一起去医院检查。当时听她的声音，似乎应该没什么事，我也没有太担心。但是想想我们在北京没有任何亲人，碰到这种事还真有些不知道后续该怎么处理，所以我又给时任领事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洋打了个电话，请她在需要的时候帮帮忙。但张洋副主任显然比我更把这次追尾当回事，接到我的电话后，二话不说，立刻从本就捉襟见肘的人员中抽调两名同事前往医院看望并协助办理有关手续。张洋副主任的反应也让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之后不久，我爱人来电话说医生初步检查没有大碍，但还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听到“留院观察”四个字，我瞬间心神大乱——现在想起来，自己可能有些反应过度，毕竟“留院观察”是医院处理这类事故的常规程序，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无论如何，当时我是真的害怕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如果”一起往脑子里涌，想到的全是不好的可能性，不夸张地说全身上下都有些发抖。

　　整整一夜，我都在焦虑不安和矛盾煎熬中度过，既想坐最早的航班回北京——这也是张洋副主任对我下的命令；又担心任务半途而废，部里还得临时找人接替我，不仅很麻烦，而且多少会对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待在宾馆房间里不停转圈，各种念头纷至沓来，心里觉得无比憋闷。最后实在忍不住跑到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随便选个方向然后开始漫无目的地乱逛。寂静的夜晚，陌生的街道，心绪在不知不觉中稍稍得到平复。最终，我还是决定暂时不回北京，除非第二天情况有所变化。

　　做出这个决定，一是不想因为我而耽误工作组整体的工作，二是因为我爱人的支持和鼓励，三是出于对北京同事的信任，相信即使我在北京，也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从昆明回到清迈，紧接着从清迈转移到曼谷，最后又从曼谷回到清迈，时间在繁忙的工作中飞快流逝。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我还是第一个踏上了归程，没能全程参与在泰国的工作，算是为我的这次工作组经历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之所以让我提前回国，也是出于工作需要。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简直可以说是“有井水处，皆有中国人”，领事保护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而艰巨。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以区区15人的团队应对全球的领事保护案件，本来就已极其捉襟见肘，工作组长期在外，“家里”的人手就更加不足。因此，抵达泰国后的第14 天，我奉命返回北京，迎接更加繁重的工作。

　　1个月后，工作组中的外交部、交通运输部成员返京，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另派人前往泰国接替有关工作。

　　2个月后，2012年春节前不久，事件善后工作告一段落，13名遇难者遗体全部入土为安。

　　7个月后，在中、泰、老、缅四国警方合作下，湄公河惨案幕后主使被押回中国。

　　从曼谷飞往北京的那晚，坐在夜航班机上，思绪万千。就像外交部领事司黄屏司长所言，从事领事保护工作的外交官，就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牢房”，进得了宴会厅、见得了停尸房”。从事领事保护工作，就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事情，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既要能够在面对外方官员时侃侃而谈，又能够下得了一线，去监狱看望在押中国公民，去医院协助因种种原因遇难同胞的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对我而言，这次工作组之行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但远远不是终点，今后还必将面对更多挑战和考验。有时真的很难说清是什么在支持自己去面对这些挑战。想来想去，只能说是在特定的位置、面对特定的工作，每个普通人都会突然迸发出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吧，对人民，对国家。事实上，这种责任和奉献存在于我身边的每一位同事身上，以至于让我即使在离开领事保护中心的日子里，仍总是时不时回想起加班餐的味道，回想起同事冒着生命危险赴前方执行任务前偷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信和存折，回想起因各种临时任务而不能回家过年时和家人的电话。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点滴，在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作者：梅皓 时任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干部

（本文节选自即将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交官在行动》一书。）

本文内容，均为真实领事保护工作经历。为保护隐私，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