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缅甸专刊》；撰文：覃里雯）

    殃及池鱼的缅北冲突，显然使中国政府无法再严格秉持从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2013年2月，中国方面在云南主持会议，尝试斛旋中央军与克钦军停火谈判，但成就甚微。有参会者甚至抱怨，北京的角色越过了旁听者和斡旋者的范畴，有妨碍和谈之嫌。此后，克钦邦停火谈判就基本在密支那进行。到10月，内比都和克钦才达成了建立联合监督委员会、继续为全面停火谈判的协议。诸多混乱的迹象，目前还看不出缺乏管理开放社会经验的缅甸政府，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混乱的根源。目前为止，它在同时应对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改革，以及应对它们造就的社会结果时，依然捉襟见肘。

    中国则必须吸取教训，继续调整对缅政策，摆脱过去外交思维的路径依赖，对缅甸改革增加了解，提高应变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看到和接受自己在缅甸转型中必然要起到的作用，以更谨慎和长远的眼光做出规划。缅甸重归开放社会，再度加入复杂的全球化博弈的时候，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就变成了更复杂的棋局，更容易出现盲点。当然，不会改变的是：它将永远是中国的邻居。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作者覃里雯。

    一被遗忘的中国与缅甸持久的较量

    1661年12月，缅甸的新国王莽白满怀忧惧，担心缅甸被来自中国的波澜震碎。自1659年朱由榔的流亡朝廷带领两千人从铜壁关逃入缅甸并在皇都阿瓦城外落脚，缅甸就一直被北部王朝更迭的阴影笼罩。骁勇善战的中华帝国兵马为了争夺流亡皇帝，几次杀到缅甸首都阿瓦城，如出入无人之境。这样棘手的状况，恐怕只有恺撒大帝带领大军进入托勒密王朝的开罗之先例，才可比拟。而和杀害了弟弟托勒密十四世的克里奥帕特拉一样，莽白也刚刚在廷臣的帮助下，杀了自己的哥哥，前任国王莽达喇。客居篱下却仍秉承宗主国架子的永历帝谴责“其事不正”，令他深为恼火。从史学家顾诚的《南明史》中引用的典籍来看，对这个永历帝客居两年的国家，汉人的史书多持轻蔑的态度，不仅认为缅甸朝廷接纳流亡皇帝是应该的，而且还对缅甸国王未对汉人皇帝尽藩国之礼颇有微词。

阿瓦古城

    而南明末代天子永历帝朱由榔，早已心灰意冷，只企望在这西南小国能得偷生。他留在中国抵抗清军的将领巩昌王白文选、广昌侯高文贵、怀仁侯吴子圣为接他回国主持复明事业，两年来已经数次前来“接驾”，却只能得到懦弱的皇帝劝他们离开的一纸诏书。此时，最后陪伴他的将领和要员已被缅甸国王为防生乱，以“吃咒水盟誓”之名诱杀，小朝廷已然崩塌。

    在缅北莽林遍布的各土司辖地，明朝末世为躲避清军而大批涌入缅甸的流亡汉民，正在栖息下来。他们当中的一些流亡官兵，将凭借更先进的武器和作战技能，把缅北土著逐步赶入深山，建立起汉人的小领地，这当中，包括今日汉人人口占95%、人人说汉话的缅甸果敢特区。

缅甸果敢特区示意图

    乱象纷呈，无论是莽达喇还是莽白，都必须小心维护缅甸的命运。借清朝“皇帝特谕”威胁缅甸的大将洪承畴虽已退职，“留匿一人（朱由榔），累及合属疆土”的威胁却由明朝叛将吴三桂付诸实施。12月1 日，吴三桂大军越过脆弱不堪的缅北边境逼向阿瓦城，缅甸国王大惊，为求保境安民，送出朱由榔父子，避免本国卷入明清之战。1662年4月25 日，永历帝父子被吴三桂将员以弓弦勒死于昆明篦子坡（民间称逼死坡），中国改朝换代的震荡才停止波及这个西南邻国。今天，翠湖宾馆后、昆明市妇幼保健院旁的稀疏花树里，蔡锷所立“永历皇帝殉国处”石碑，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但缅甸作为中国历代流亡者后院的角色，却一直继续着，直到如今。

“永历帝殉国处”

    同时被遗忘的还有中国与缅甸持久的较量，而较量双方对比悬殊。在缅北和云南南部，有许多事实上处于自治地位的土司，为求自保，长期同时向两国进贡。缅甸偶有雄心勃勃的君主，间或试图垄断对这些地带象征性的所属权。而中国统一朝代的帝王，则要求缅甸作为藩国的臣服。第一个统一缅甸的蒲甘王国，也是东南亚第一个王国，在向宋朝纳贡一百年之后，因不愿向灭了北宋的忽必烈臣服纳贡而被元朝军队摧毁。在16世纪中期，明朝开始衰落时，统一了缅北的东吁王朝与之断断续续地打了七十来年的仗，最终又失去了对北部土司的完全控制。

    回到1962年，在交出永历帝换得清军退出缅甸之后，缅甸与中国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安宁，直至乾隆年间。因为中缅之间耿马、孟连等地臣属之争，1765年乾隆发起对缅战争，双方损失惨重。1769年，双方筋疲力尽之时，清政府派大学士傅恒督师入缅，缅甸国王孟驳惧而求和。双方议和，缅甸派使节朝贡清王朝，再度表示臣服。

    在当代，中国媒体在引用典籍谈及中国与邻国的边境争议时，常会模糊地以邻国向中国“朝贡”的历史，来证明邻国与中国之间的争议土地非中国莫属，这是将藩属国关系误解成了殖民地关系。缅甸对中国的藩属关系，仪式性大于实质。朝贡的重点在于作为独立国家的缅甸表示和平意愿，维持领土现状，有时给中国仪式性的“保持敕封国王的权力”，而中国为之提供定义模糊的安全保障，但这种保障并不一定能够兑现。而这种朝贡关系也并不总是连贯的，虽然中国历史学家偶尔会把它弄错。北洋政府时期仓促编撰的《清史稿·宾礼》，把缅甸列为清初“藩服”中的一员，但台湾大学出版的《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第五册·明清史》（吴智和、赖福顺编著），却明言：“缅甸在清初与中国无政治关系……两国政治关系始于1753年（乾隆十八年），缅甸国王派遣使臣朝贡，随即双方因边界问题而中断。”

    但无论在哪个朝代，可以确定的是，缅甸虽是东南亚最大的王国之一，一方面要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方面却深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并饱受中国周期性的政权更迭冲击之苦，这种历史经验带来的谨慎态度和平衡技能，奠定了现代缅甸处理对华外交政策的基调。

    二缅甸历史上的“国民党危机”

    漫长的历史较量造就了中缅边境管辖权模糊的漫长地带，但殖民帝国重新定义了中缅之间现代边境的雏形。1824年英缅战争爆发之后，北京和曼德勒都逐步丧失了对边境地区的有效控制。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不仅早早剥夺了中国对缅甸的宗主权，也逐步施加压力，以实际占领和条约固化了缅北各土司归顺英属缅甸政府的事实。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身份划出的“麦克马洪线”中的中缅段，和1941年中国迫于中日战争压力被迫换文承认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即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1941年线”，后来都成了50年代中缅勘界谈判的基础。

“麦克马洪线”中的中缅段

    20 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一度将缅甸变成了中国存亡的生命线。作为反法西斯联盟国，中国得以在1938年战况恶化时开辟一条贯穿云南和英属缅北的滇缅公路，即当时中国军队的关键补给命脉。为堵截这条命脉，日军随之而来。1943 到1945年的滇西缅北战役，盟军以牺牲高昂的“驼峰航线”替代了一度被切断的滇缅公路，而从云南进入缅北的国民党远征军，在这里留下了对日作战最辉煌的战果。

    然而，曾试图联合日军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缅甸独立运动武装（包括昂山素季的父亲，缅甸国父昂山将军），却将中国远征军看成辅佐英国殖民的压迫力量。在一些中国远征军专家看来，虽然缅甸独立领袖很快开始转向抗日，但对中国军队的提防乃至敌意却不减。

昂山将军

    在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远征军和他们在国内的同袍的确证明了缅甸将领们的忧惧。和历史上不断重演的状况一样，中国的最后一次政权更迭导致了向缅甸的战乱溢出。装备了更先进的武器、组织更为严密的国民党残留军队，将像流亡的明朝残部一样，退入缅北丛林，抢占土地，与中国新政权和缅甸政府军长期抗争，并彻底改变缅甸的命运。

    1949年，国民党失去大陆江山，蒋介石撤往台湾。李弥将军旗下的云南国民革命军被解放军一路追歼，逃往滇西，又在次年的元江战役中溃败。中将团长李国辉率领的第八军237 师和副团长谭忠率领的第廿六军93 师残部，逃入缅北金三角。两支队伍在小勐捧合并为“中华民国复兴部队”93 师，合并后的队伍战斗员不足两千人。他们从修好的电台里得到台湾的指示：自谋出路。

    悲痛之余，这群参加过十年北伐、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的职业军人，决定继续以战斗为生。就像明末流亡入缅的将士一样，他们用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征服了缅北掸邦的大土司，就此扎根缅北。为筹军费，他们起先以做运送鸦片的保镖为业，后来逐渐通过与土司通婚、胁迫的手段占据土地，种植和售卖鸦片，壮大了队伍。台湾作家柏杨的小说《异域》和大陆作家邓贤的报告文学《流浪金三角》，详细讲述了这群流亡军人的命运。在缅甸政府多次试图围剿93师而失败后，仍希望“光复大陆”的蒋介石看到了希望。李弥受命前往金三角地区，发展壮大这支队伍，并于1951年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反攻大陆战。到1953年，国民党军队甚至把缅甸政府赶出了他们管理的地区，成为了实际上的政府，履行包括收税在内的职能，还建设了超过100英里的公路，70英里在缅甸，30英里在泰国。

李弥受命前往金三角地区

    1950 到1953年的“国民党危机”（即缅北“国民党复国军”的活动导致的安全危机）给刚刚独立不久的缅甸民选政府（总理吴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它必须承受来自新中国政府“为何容许国民党军队在缅活动”的质疑，担心新中国军队会以此为由占领缅甸，另一方面，它又无法与得到美国和台湾支持的“光复军队”抗衡。在两次提请联合国介入而未果之后，民选政府领袖只好给予本来就参与政治的军方更多权力，自行对付国民党军队。在Muthiah Alagappa 编著的《强制与治理：亚洲军队政治角色的弱化》（Coercion and Governance: the Declining Political Role of the Militaryin Asia ）一书中，政治学家Mary P. Callahan 认为，这一决定让缅甸政府在未来几十年里付出了沉重代价，再也无法控制军队事务。也就是说，流亡国民党军队的活动，也是削弱缅甸战后新生民主制度的因素之一。

    Mary P. Callahan详细介绍了这个变化发生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的缅甸曾一度被广泛认为是后殖民民主实验中，相对成功的议会民主。1947年宪法规定“主权在民”，所有公民有平等权利和机会、言论集会自由；司法独立；文职政府掌管军事支出、国防政策、高级军官任免提拔等等；1947、1951、1956、1960年议会选举相对顺利，势均力敌的对立党派形成。这些大选显示出一个初生的良好民主选举体系征兆：“投票率经常很高。并且……选举的失败者清空他们的办公室，胜者搬进来。”没有出现用武力悔棋的情况。这些在二战后第一个动荡的十年里是十分难得的。

    但与此同时，缅甸此前勉强组织在一起的各类武装力量开始分崩离析。在1948年的缅甸共产党叛乱和1949年克伦族的克伦国防组织（Karen National Defense Organization）起义之后，一半的政府军队哗变，几乎一半的军事装备丧失了，政治家们各自豢养私人军队，以至于到1949年奈温任总司令时，他旗下只有两千兵力。

奈温总司令

    1950 到1953年的“国民党危机”以及缅甸共产党和克伦族的叛乱，令缅甸陷入了政权存亡的危境，也导致缅甸文职政府和国家军队之间的关系在国家管理框架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个变化在后来1988年的全国民主抗议中再次被加固，这里不再详述）。两次求助联合国施压国民党缅北军队而受美国阻挠的缅甸民选政府，不得不转而向军队提出要求：重整军事力量，自己对付“国民党复国军”。

    这一决定，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国家建设和军队重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官僚机构或文职机构为之掌舵。国家建设，也就是国家各力量和管理者组织资源和人力，以扩展国家的地理版图和“政府职能所达之处”的过程。但建国之初的缅甸政府几乎是个破产政府，在“国民党危机”发生之时，诸多机构都在为稀少的物资、人力和政治权力而竞争，最后军队得胜。而政治家和官僚机构领导人虽然在开初扮演了制定安全政策的角色，军队却逐步利用前者所不能及的国际资源，结束了文职政府对军队的监督，逐步把所有国家建设的活动归到不同的军事部门之下。

    并没有证据证明，奈温或其他军队领袖一开始就有预谋地建立一个能够在未来几十年管理国家的军队，后来发生的一切只是自然的结果。1950年6月，在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在云南边境结集后，惊恐不安的缅甸政府立即在掸邦瑞丽河谷地区实行军事管制，两年之内，军事管理控制了掸邦33 个区中的22 个，到后来，军事指挥官发现他们忽然变成了这些地区的行政管理者。与一度得到美国支援的国民党军队在地形复杂的地区作战，极大地考验了各地指挥官的能力，缅军1953年的集中进攻遭遇了惨败，并由此激发了缅甸军队的彻底重塑：仰光的高参陆军中校昂基（Aung Gyi）和貌貌（Maung Maung）建立了军事计划组（Military Planning Staff，MPS），提供即时政策建议，以“规划军事活动的清晰路径、为政府提供国内和平路线图建议，和为包括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国家紧急状况做好准备”；MPS 随即送出学习小组前往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苏联学习组织经验；MPS 还完全重新规划了文职官员和军事领袖之间的分工—减少了文职官员对军方内部事务的管理权限；陆海空三军统一归由最高军事长官指挥。

    除了这些措施之外，军队还开始了一系列国家建设的重要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51年建立防卫服务学院（Defense Services Institute）和1952年建立心理战局（PsychologicalWarfare Directorate）。防卫服务学院很快开始向军队销售消费品，到1960年，管理学院的昂基和同事甚至管理着银行、一家国际船运航线和国家最大的进出口公司了。而心理战局的建立更为吊诡，起初是因为总理吴努批评军队重组花费过高、浪费了本该用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经费，于是另一位前陆军准将貌貌投吴努所好，提议建立一个机构实施吴努看重的心理战。这个机构建立的目的在于赢取缅甸人的“心和头脑”，结果在十年里，它囊括了建立军事档案、资助演出、电台节目、印刷和发布小册子等功能，并很快以它的一家杂志Myawaddy占领了本来充斥着反政府出版物的商业杂志市场，四年内发行量达全国最高。但它最重要的一个遗产，则是在1956到1958年之间，研讨出一个意识形态指导方针：“缅甸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方针在1962年被发动政变的奈温将军成功地用于他持续二十六年的独裁统治。

    这一切之所以能在匆忙间完成，是因为缅甸混乱的“战时状态”压倒了初生的民主体制，以选举和定期竞争形成的文职官僚政府，其能力发展未能赶上迅速壮大、内部相对独裁的军事力量。不仅如此，不断外出学习、求援和采购的军官甚至逐步影响了吴努的外交政策，但自己在海外的活动却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掌控之外。在1962年奈温将军以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军政府之时，本已虚弱不堪的民主政府根本无力回击，就此消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