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缅甸专刊》；撰文：覃里雯）

三意识形态主导的中缅关系与缅甸暴力反华潮

    回到新中国与缅甸的关系上来，冷战时期，缅甸以微妙的平衡术自保的能力达到了新的高峰。“我们就像一个身处仙人球中间的脆弱的葫芦，丝毫动弹不得。”1949年年底，缅甸总理吴努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描述了缅甸所处的国际关系困境。1948年1月4日建国的缅甸，发现自己在刚刚开始的冷战中处境不妙：东边是美国在亚洲最早的盟友泰国（也就是缅甸旧国宿敌暹罗），北边是共产主义的中国，西边是保持中立的印度（但却又与苏联军事关系密切）南边是与美国外交关系紧张却经贸密切的马来西亚，以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新加坡。缅甸必须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因为 “我们微小的国家无论怎样巩固国防力量，都不可能成功地保护我们自己”。历史学家范宏伟的《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一书，最翔实客观地陈述和分析冷战时期缅甸的政治考量。

缅甸总理吴努（中）

    范宏伟认为，在冷战时期的诸多阶段里（初期的怀疑冷淡、1960—1961年的中缅亲善的顶峰、1967年的反华和1970年代的破镜重圆、1980年代缅甸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地位下降、8888运动后重新恢复密切关系），缅甸一直努力避免被意识形态化的新中国变成共产主义的卫星国。同时，它又努力维持有安全距离的友好关系，避免给中国提供入侵的理由。而新中国虽然对缅政策有多次调整，但直至1978年，才真正放弃意识形态主导的对缅政策。

    这个“意识形态主导”，指的是希望推行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单独针对缅甸，而是冷战时期中国对全球外交的基本政策：认可各国“受资产阶级和殖民者压迫的人民”发起解放战争，争取自由解放、反帝反封建。落实到缅甸这个国家，中共认为，一个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缅甸独立是失败的，而吴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傀儡”，这些言论公开发表在1948年的《人民日报》上。1949年10月到11月初，缅甸国内左派政治团体和约40个华侨社团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承认新中国。在这些压力下，缅甸于12月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因为“缅甸非常希望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它还请求同时准备承认新中国的印度等一等，让自己排在前面。为了消除中国的疑心，缅甸还在1953年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以此撇清自己的立场。“正是由于缅甸对中国的恐惧，缅方有时才会主动向中国表示友好。”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首次谈到了中缅边界问题。此时，中缅有三段未定界存在问题，分别是佧佤山区的一段、勐卯三角地区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其中，佧佤山区的一段即为“1941年线”。图为周恩来与缅甸巴宇总统（左）、吴努总理在一起。

    虽然有这些考量和疑惧，冷战时期的中缅关系却因为某些现实的需要，多数时候保持了友好与和平。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早期，缅甸提供了中国反制美国包围的一个缺口，拒绝加入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包围，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仰光一度成为中国领导人唯一可以打破西方交通封锁的“空中走廊”。70年代恢复睦邻关系，也对遏制苏联、越南的包围和在东南亚的扩张有助益。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中缅关系破裂，一直被中国媒体和学者认为是缅甸的铁腕领导人奈温为平息国内危机放弃中立立场、煽动排华运动所致。1967年6月26日，缅甸首都仰光发生大规模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这一消息激发了北京在6、7月份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但范宏伟提出，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在1960年代向东南亚输出革命、外交部被红卫兵夺权等事实，这些因素客观上让本来就因米荒而处于动荡边缘的缅甸社会更加混乱。军政府既为了国家安全，又为了强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制造出“6·26事件”。

    1967年，中国驻缅甸人员向缅甸华侨以及缅甸人发放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引起了缅甸政府方面的不满和干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中国专家刘逸被害。图为刘逸的骨灰由我国政府派去的专机运回北京。摄影：刘东鳌/新华社

    在中国向缅甸输出革命的举措中，除了红卫兵在华侨中试图发起革命，还包括支持著名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事实上，这些武装力量是由大批中国热血革命青年和各类缅北的中国流亡者组成的，他们的资金也来自中国。他们在缅北地区与各寻求独立的少数民族武装纵横捭阖，令缅北局势更为复杂。冷战结束后，缅共已经瓦解，很多人卸甲回乡。但到今天，还能在缅北找到他们当中的一些“活化石”，比如依然坚持在克钦邦领导全缅学生民主阵线（All Burma Students’ DemocraticFront，ABSDF）的前缅共军官毛德。

四中缅政府之间特殊的“蜜月期”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缅关系逐步走上正常道路。而从1988年缅甸军政府镇压8888 学生运动和逮捕昂山素季因而导致被西方制裁，到2010年军政府忽然开始改革开放，可以算是19世纪以来中国与缅甸外交关系最密切和平稳的时期，但这种密切和平稳，却是基于缅甸在国际主流社会中的“弃儿”身份。

    1988年8月8日，缅甸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全国民主示威，当时恰好回国探母、毫无政治经验的昂山素季受到感召，投入其中并获得全国支持。迫于压力，苏貌将军成立“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后改组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宣布废除在缅甸实行了二十六年的“一党制”，开放党禁，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承诺在1990年举行多党大选。谁料，昂山素季和她领导的反对党全民盟大获全胜。军政府立即吞下许诺，逮捕全民盟的骨干，囚禁昂山素季。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缅甸式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1987年，缅甸政府不得不向联合国申请最不发达国家地位，8月10日，执政的吴奈温不得不提出，“我们必须改变一些做法，以赶上正在变化的时代”。然而，改革尚未做出，1988年3月，仰光街头开始发生学生骚乱。

    缅甸军政府为不体面的铁腕动作付出了漫长的代价：西方发达国家对缅甸施行了不同程度的禁运。一次失败的改革尝试，让缅甸变成了自身的囚笼。而感到不安的缅甸政府更进一步地加固了栏杆，密探遍及全国，邻人彼此监视，为防学生联合在一起，政府还关闭了很多大学，改为远程授课，高教体制几乎崩溃。

    缅甸被发达经济体孤立，却成为了中缅关系转折的契机。在此之前，60年代中国向各国“输出革命”的政策，不仅部分引发了1967年缅甸的排华事件，更使缅北地区因为缅甸共产党的武装活动而长期动荡不安，这曾是缅甸对中国极为戒备的原因。但到1989年冷战终结，缅共瓦解，忧患告终。1978年1月，“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副总理以缅甸为出访的第一个国家；1985年3月，李先念主席访缅期间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暗示中国会设身处地考虑缅甸的立场，放弃双重政策；1988年之后，中国又坚决反对制裁缅甸……这些举措和政策逐渐消除了中缅之间冷战中形成的距离。在1989年10月，即缅甸军政府上台后的第二个月，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副主席兼陆军司令，也就是后来统治缅甸近二十载的独裁者丹瑞中将，便立即访华，从此开始了中缅政府之间特殊的“蜜月期”。

    从90年代开始，中国成为缅甸的重要盟友。在21 世纪的头十年，随着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走出去”政策的出台，中国企业大量进入缅甸，以国企为主，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等领域。从2007 到2012年，中国从缅甸的第四大投资国位置跃居第一，达200 多亿美元；成为缅甸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泰国；双边贸易额从20.57 亿美元上涨到69.7 亿美元，这还并不包括漫长边境线上隐蔽的、动辄数以亿计的玉石、木材等交易。

    但中国“走出去”政策在缅甸的黄金岁月只持续了十年。中国企业与缅甸军政府合作顺意，因为这类“政府说了算”的环境，无需考虑民意、选举、环保运动等因素的影响，看起来投资前景十分可测。并且因“不干涉内政” 原则，只跟政府打交道，不用了解多方派别的利益诉求，操作起来也更简单。“走出去”的中国国企不由自主地会觉得此类环境优点更多，但随着2010、2011年之交的北非革命，中国国企在利比亚和苏丹等地遭到的巨大损失，动摇了这样的信念，而缅甸则成了最后一根意外的稻草。（未完待续）